皇似乎完全忽视了大乘（佛教），在大乘那里菩萨依然处于轮回之中；几乎不能对这个世界表现冷漠，他在其中发现了固有的现实（“形态是空，空是形态”），不停地发挥作用，并以各种慈悲怜悯的方式利他。教皇可能正被描述为阿罗汉（arhat），但是并没有将他描述成菩萨。然而，抵制这样的反应也许是明智的，因为阿罗汉、佛陀的小乘弟子和菩萨的提升的堕落，部分是其自身是一名辩论者，是以早期大乘经典为依据的一名辩论者，企图歪曲来自古老的传统的权威。以唤起、援引小乘－大乘区别的方式来回答教皇，仅仅是回答带着另一个问题的一位辩论者。
佛教的教皇特征的许多方面直接来源于9－10世纪的传教士文献。随着语言学的兴起，所提出的概念是，语言体现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的“精神、心理状态”。这种心理观念随着破坏性、不知所措的影响，与种族理论相混淆。因此，所谓的“东方思想”，是消极的、非理智的、静态的、否认世界的，并且提供神秘主义（对荣格的作为“内省”的亚洲观的一位先驱者），所有这一切都反应了19世纪亚洲社会里的堕落和腐败。另一方面，欧洲的思想是理智的和充满活力的，不仅拥有先进的技术，而且拥有使技术成为可能的优秀的宗教――基督教。这样一种观点被用来判断西方的殖民政治和传教士的政治。如果基督教是真实的信仰，那么，神的天意就注定那种信仰会传播到非基督教的世界。
［教会］建立了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这是以一种到达世界的积极途径为标志的，其发展归功于科学技术的成就，知识的两个分支扎根于古典希腊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基督教的启示之中。
这一段，可能出自19世纪的大量论战性文章，新教或天主教，则来源于《与希望的开端擦肩而过》的第88页。
39 阿斯特勒，第220页。后来，在提到达赖喇嘛时，他写道：“在这个‘方面’，西藏的‘教会’无限
地优于罗马天主教，由于他的看得见的头被看成是神本身，而不是他的代理主教或副主教；化身的神，是神灵崇拜的对象，生动地以人形出现，接受人们的膜拜：不是以一块没有感觉的面包的形式，或在一张小‘圣饼’里玩‘躲躲猫’游戏，这对一个‘骗子’太迟钝，以至不能无助于理解西藏人，但是，无知和迷信的传教士，他们自己感到羞愧，却代表他们。”见第461页。
在这位德国博物学家彼得·帕拉斯1769年所写的报告中，描述了“喇嘛的沉闷的宗教的根本要点，像其他迷信一样，他们是牧师的组织，他们幻想设法使无知的民众畏惧。”他接着将它同罗马天主教进行比较：“他们的首领，或达赖喇嘛，可以被看成是教皇，只是他的灵魂不停地从一个人的躯体游荡到另一个人的躯体，并且被神化了。”他报告了都克（Tooke）的看法，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是普莱斯特·约翰。见约翰·特鲁斯勒：《适宜居住的世界描述》，伦敦：文学出版社，1788年，第2卷，第259－261页。
40 阿斯特勒（Astley），第212页，注释。赫德持同样的看法，表述得更为周详，他在1784年写道：“总之，西藏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种，就如像在欧洲处于黑暗时代盛行的宗教，并且，确实，没有伦理道德和礼仪，食物和西藏人受欢迎。”见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人类历史哲学概论》，丘吉尔（T。Churchill）翻译，1800年；再版，纽约：伯格曼出版社，1966年，第304页。
关于佛教与天主教的其他英文比较论著，见阿尔蒙德（Philip C。Almond）：《英国人发现佛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3－128页。书中还记载天主教来源于印度教。见马歇尔（P。J。Marshall）编：《18世纪英国人对印度教的发现》，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4页。
一些耶稣会士对改宗的西藏人并不乐观。在1703年关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情况的一份报告中，弗兰西斯·诺伊尔神父（Father Francis Noel）写道：“这些漂泊的鞑靼人改宗将很困难，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喇嘛非常崇敬，喇嘛作为他们的‘上师’，在一切事情里他们绝对服从。”见约翰·洛克曼（John Lockman）：《耶稣会士世界各地旅行记》，伦敦，1743年，第1卷，第451页。
41 日恩哈特：《与帐篷和寺庙中的西藏人在一起》，纽约：弗莱明瑞维尔，1901年，第106页。
42 关于对印度的这种描述，见罗纳德·恩丹：“印度东方学的建立”，《幻想中的印度》，伦敦：巴斯尔·布拉克维尔，1990年，尤其是第85－130页。
43 伊丽萨白·瑞德：《原始佛教――它的起源与教义》，芝加哥：斯科特，弗里斯曼，1896年，第16页。
44 蒙尼耶－威廉斯爵士：《佛教――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融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