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Clark）提供的这些参考资料。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遇见过佛教僧人的天主教牧师都相信他们看上去非常像他们自己。鲁布拉克（Flemish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认为，他们看上去像法国人：“当我进入我所谈到的一座偶像寺庙时，我发现，僧人都坐在大门口，并且，当我看见他们刮去胡须的脸面时，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就是法国人，但是在他们的头上戴着粗野的头饰。”见柔克义：《鲁布拉克东方旅行记，1253－1255年，由他本人陈述》，伦敦：哈克拉特协会，1900年，第146页。
还值得注意是，是译者罗伯斯顿在斯齐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的《历史哲学》中（伦敦：亨利·伯恩，1984年）所作的如下阐述：
［中国人的］对“救世主”（Messiah）的期望是如此的伟大――“正如孔夫子所说，‘伟大的圣人’将会在西方出现”――他们是如此的极度敏感，不仅对他出生的地方，而且对他到来的时间，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出生大约60年之后，他们派遣自己的使者欢迎盼望已久的“救星”（Redeemer）。这些使者他们途中遇见了来自印度的佛教的“传教士”――宣布位化身的“神”，后者被当成是真正的基督的弟子，并且被这些受到愚弄的使者推举为他们的同胞。这样，这种宗教便传入了中国，并因此而使“地狱”的梦幻阻隔了福音书之光。所以，不仅在他们的内在精神中，而且在佛教历史之外，一种魔鬼似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见第136页。感谢理查德·柯恩（Richard Cohen）为我提供这份参考文献。
35 雅克·拉甘：《作品选》，阿兰·谢里丹翻译，纽约：W。W。诺顿，1977年，第3页。
36 噶洛普（Jane Gallop）：《阅读拉甘（Lacan）》，纽约，爱塔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这种魔鬼般的语言在最近的西藏宗教的描写中还保留着。曾是纳粹德国的斯文·赫定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后来成为印第安那大学的西藏研究教授的霍夫曼（Helmut Hoffmann），在下一段中，描写了佛教活动中的本教的盗用：“正如中世纪的‘撒旦崇拜者’亵渎‘圣餐’一样，本波教徒将他们的神圣的物品不是以一种右侧的方向旋转，而是以一种不祥的方式旋转。例如，他们的神圣象征标记万字（雍仲），不是像喇嘛教那样向右旋转，而是左旋的，以左转代替右转。本教已变成像一种异教邪说一样僵化，其精髓几乎都存在着矛盾和对立。”见他的《西藏宗教》，爱德华·费兹格拉德翻译，纽约：麦克米伦1961年，第98页。
37 引自约翰·克松：《十字架和龙，或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对基督教使团与传教士以及中国秘密社会的一些记载的评介》，伦敦：史密斯埃尔德公司，1854年，第185页。
38 一些人提到，还应当包括更近的天主教徒对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看法。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他于1994年出版的《跨越希望的开端》（纽约：克诺普夫）中，在题为“佛陀？”（他自己加的问号）的一章中，探讨了佛教和达赖喇嘛的呼吁。本章接下来是“穆罕默德？”，然后是“犹太教？”显然从无神论的异教徒的宗教转向了一神教。在“佛陀”的开篇，谈话人特意要求主教向佛教致词，这“似乎使许多西方人逐渐着迷，成为对基督教的一种‘选择’或成为对它的一种‘完善’”（第84页）。
教皇立即提出，拥有西方信徒的佛教徒佛教徒的世界的最著名的佛教徒，是达赖喇嘛。承认他曾几次见到达赖喇嘛，他所描述的他（达赖喇嘛），不是西藏独立事业的领袖，也不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人权的倡议者，而是一位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改宗者）：“他将佛教带给了基督教西方的人民，在佛教的精神及其念经祈祷方式上都激起了兴趣”（第85页）。但是佛教是“一种几乎独有的消极的灵魂得救学（斜体为他本人所标）”：
佛陀所经历的“启蒙”（顿悟），相信世界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根源和人类遭受苦难的根源。为了使自己从这种罪恶中解脱，人们必须摆脱这个世界，需要割断与同我们结合的外在的现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本性、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躯体中。我们从这些联系中解脱得越彻底，我们对世界中的事物就变得越冷漠，并且我们从所受苦难中的解脱就越彻底，越能从这个世界的罪恶根源中得到解脱。（第85－86页）
然而，脱离这个世界，并不是向人们表明神的存在，因为佛教是一种无神论的系统。“最重要的是，拯救自身意味着因对罪恶之源的世界变得冷漠，而使自身从罪恶中得到解脱”（斜体为他本人所标）
关于这个特点有许多东西可说。禅宗或藏传佛教的弟子可能会作出一种明显的反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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