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于基督教影响的怀疑论，在古伯察发表他的理论之后不久就表现出来。1836年，在埃米尔·斯齐拉金特威特（Emil Schlagintweit）的《以文献和宗教崇拜说明西藏的佛教――对在它之前的印度佛教系统的阐释》中，他写道：“我们还不能解决佛教究竟从基督教中借鉴了多少东西这样的问题；但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列举的佛教仪式，大体上能够追溯到佛教特有的制度，或者是在宗喀巴之后兴起的。”见该书的再版第70页，1968年由古普塔（Susil Gupta）在伦敦出版。除了关于藏传佛教的大量丰富的材料之外，这部作品还包括着对西藏肖像学中的人的形象的观念的一种精彩的分析，这种肖像学是以“佛陀、菩萨”和“（Dragsheds）、（Genii）、喇嘛”的面部特征“婆罗门”和“Bhots（西藏人）”的面部特征比较为根据的。见第216－226页。
31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喀巴的标准的藏文传记中并没有出现凸起的象鼻子、兽吻，他和曾到西藏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第一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德斯得里，适当地指出了在仪式、制度、寺院等级制度、箴言、道德准则和僧侣传记方面的相似性，但是，并不试图对它们加以说明，在他阅读西藏历史中补充道：他发现没有“暗示我们的‘神圣的信仰’在任何时候为人所知，或者暗示亚里斯多德或福音的传教者曾经在这里生活。”见菲力普，第302页。又见维瑟尔（C。J。Wessel）关于这一段的有教益的解释。
在古伯察和秦神父对于西藏所出现的应受它们赞许的宗教活动的解释中，这里也不存在起作用的另一种因素：欧洲人一直假设，那些不能得到说明的，或是耶稣本人在“消失的岁月”期间，普勒斯特·约翰（Prester John），或是霍尔姆斯（Sherloch Holmes），一定到过西藏，并且假设，在其他方面费解的“类似”，可以通过他们的出现来解释。关于在拉达克发现的一部声称描述耶稣在西藏旅行的文献，见胡克斯勒（L。Huxley）：《胡克爵士的生平和通信》，伦敦：约翰·莫莱，1918年，第2卷，第334－335页。又见诺托维齐：《耶稣基督的不为人知的生活》，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1894年，关于作者在拉达克发现的一部手稿的“翻译”：“圣伊萨人的生平”，描写了耶稣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活动。
32 彼得·帕拉斯（Peter Pallas）所引的都克的这种看法，见约翰·特鲁斯勒（John Trusler）：《适宜居住的世界描述》，伦敦：文学出版社，1788年，第2卷，第261页。
33 见尼奥霍夫（Johannes Nieuhof）的附录：《从（英）联邦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的大鞑靼Cham皇帝的一位使者》，奥吉贝翻译，1669年；再版，英国，蒙斯顿：斯卡拉出版社，1972年，第42－43页。相同的一段出现在《中国与法国，或两篇论文》中，伦敦，1676年，第109－110页，还有一部描写达赖喇嘛的作品：“他们的大主教或穆夫堤（Mufty），被称为‘喇嘛观音’（Lamaconyin），他们将他尊奉为神；并相信与他们的第一位王有关，但是他们叫他为‘世界一切王的兄弟’。他们使人相信，他从死亡中转生，这个人已经转生了7次。”见第4－5页。
克尔齐接着描述了在他的祖先死亡之后发现“大喇嘛”的过程。他还解释说，唐古特向这些僧侣大肆行贿，接受与“大喇嘛”的尿液搅拌的肉食（“啊，令人作呕的东西！”）又见赫定：《穿越喜马拉雅山》，第318页，以及阿斯特勒，第462－463页。
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的这些因素的比较有许多论述，见赫定：《穿越喜马拉雅山》，第310－329页。早期到西藏传教的一个有益的考察，可以在约翰·麦克格镭戈尔（MacGregor）的《西藏――探险编年史》中发现，纽约：普莱格尔出版社，1970年，第1－111页。关于耶稣的传教，见爱德华·马克拉甘爵士：《耶稣与伟大的莫卧儿人（Mogul）》，纽约：奥克塔贡图书，1972年，第335－368页。关于西藏可能与景教（Nestorians）和摩尼教（Manicheans）联系的证据的研究，见乌瑞（Geza Uray）：“8－10世纪西藏与景教和摩尼教的联系”，《西藏语言、历史和文化论文集》，斯泰因克勒尔（Ernest Steinkellner）和道斯齐编，维也纳：维也纳大学藏学和佛教学会，1983年，第1卷，第399－430页。
34例如，见马特尔（Justin Martyr）：《辩护》，LIV。7－8；LXII。1－2；LXVI。1－4。我感谢克拉克（Eliza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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