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提供了一种十分简略的译文,伦敦:文学出版社,1788年。“喇嘛教”一词出现在第255页和第260页。关于帕拉斯,又见卡罗尔·乌勒斯编:《俄罗斯的一位博物家学》,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67年。
一个蒙古文术语(以汉文“lama jiao,喇嘛教”)提供了关于“喇嘛教”名词的另一种来源。在蒙古语里,佛教通常被称为blam-a surgal,“喇嘛教”。这个术语早在13世纪后半叶在一部叫做Cagan teuke的文献中就有记载。见萨噶斯特(Klaus Sagaster):《历史方法论》(Die Weisse Geschichte),《亚洲研究》(Asiatische Forschungen),第41卷,维斯巴登:Otto Harrassowitz,1976年,在该书第145页注2中,出现了如下一段:blam-a bagsi-yin surgal-dur ese orobasu magu uilen orogu(假如一个人不接受喇嘛上师[们]的传授,他就会受到魔鬼行为的影响)。感谢萨缪尔·格鲁普博士向我提供这部文献及其译文。
与喇嘛教的这个蒙古语词源相反的可能的证据,实际上是斯齐米德(I。J。Schmidt)提出的,他也在卡尔梅克人中研究过,他在1836年推论:这个术语是欧洲人的一个杜撰。见斯齐米德:Ueber Lamaismus und die Bedeutungslosikeit dieses Nahmens,《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报》,第1卷第1号,1836年第11期。他的陈述将在下面翻译。 21 见简·皮埃尔·阿贝尔·莱姆萨德(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亚洲文集或评论和纪念文选》(Me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emoires),巴黎:顿德-杜普赫父子东方学图书馆(Librairei Orientale de Dondey-Dupre Pere et Fils),第1卷第134页注1。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第139页),“喇嘛”一词意为藏文中的“僧人”(pretre)。斯文·赫定将“喇嘛教”一词窜改为、插入莱姆萨德(Abel Remusat)的文献中。他翻译成“与喇嘛教联系的第一批传教士”,然而,莱姆萨德的法文文献(第131页)写的是“人们所熟悉的第一批传教士”,并简要地提到“这种宗教”。见斯文·赫定:《穿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冒险和发现》,伦敦:麦克米伦,1913年,第3卷,第325页。
1795年,弗尔曼(C。D。Hullmann)出版了《喇嘛教历史评论文集》(Historisch-kritische Abhandlung uber die Lamaische Religion),柏林,1795年。
《新版大学辞典(韦伯斯特第九版)》将1817年(没有参考文献)引证为“喇嘛教”第一次出现在英文中的年代。这显然是错误的;正如在注20中所指明的,该词出现在1788年特鲁斯勒的《适宜居住的世界描述》中。随后,瓦德尔也搞措了,他在1915年写道,这个术语好象是在科本1895年的《喇嘛教等级制度、僧侣统治制度与寺庙》中第一次使用。在同一篇文章中,与他于1895年出版的《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下面将论述)形成对照,瓦德尔说,“喇嘛教”一词是“在许多方面都误导的、不恰当的和不合意的”,并且“正在失去用途”。见瓦德尔:“喇嘛教”,载《宗教和伦理百科全书》,詹姆斯·哈斯丁斯编,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勒之子,1915年,第7卷,第784页。
22 威廉·莫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勒贝克:《在印度斯坦和旁遮普、拉达克和克什米尔、比萨瓦、喀布尔、贡都兹和波卡拉的喜马拉雅山各邦旅行》,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编辑和出版,伦敦:约翰·莫莱,1841年,第1卷,第346页。
莫尔克罗夫特1825年在突厥斯坦死于热病,他的论文最后成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财富。这些文章直到1841年才被出版,由牛津梵文学家威尔逊编辑和整理。其中提到,“喇嘛教”这个术语可能没有被莫尔克罗夫特使用过,而是由威尔逊引进的。在威尔逊的任务中,威尔逊写道:“实际上,我几乎不得不全部重写,因此,必须对它的构成的大部分承担责任”(莫尔克罗夫特和特莱贝克,第liii页)。而且,莫尔克罗夫特还报告,他的所有关于拉达克宗教的信息材料,都是从乔玛那里得到的(第339页)。在乔玛关于西藏文献和宗教的广泛论述中,他只谈到佛教并且没有使用过喇嘛教这个术语。
也许试图研究“喇嘛”的词源的第一个欧洲人,是耶稣会士弗莱尔(Em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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