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個人所寫〈世界史理念的建構及其相關論述〉一文，探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世界史理念的形成及相關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在後現代及全球化趨勢下，當代中國史學如何在既有的成果上，回應這個課題，正視後現代理論所開啟對「史學本質」深層而全面性的批判，希望就中國史學在有關歷史的界說、史學方法及其意義的本質問題上，能有所回應。
　　論文扣緊「世界史視野的拓展」，在於認知世界史圖像的建構，實聯繫著如何看待與認識自己的過去，更直接影響該國民當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來的方向與行動力。回顧近代中國引進西學過程，由於認知偏見所產生文化視野的限制，而史觀及世界史圖像，均強化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論述相關主題外，更認為在當代臺灣這個時空立足點上，來談論有關「世界史」這樣的課題，不僅極具意義，也有著迫切性。

一、問題

　　經由一些相關分析，均指出「西洋史」的研究與教學在國內的困境，除了基礎研究不足之外，由於缺乏主體性及認知偏見造成了文化視野的限制，而這些缺失，透過歷史教育，使得問題更形嚴重。 [1]
　　班雅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就認為：以現今臺灣如此仰賴世界貿易，而且最好的大學裏擁有眾多西方訓練出身的博士，卻對於中國之外的事物缺乏興趣，實在令人訝異，艾爾曼更進一步指出，大陸大學的歷史系反而比臺灣更重視世界史。[2] 此外，如果將臺灣各大學歷史科系的課程結構加以比較，除開設科目雷同性甚高之外，將非常驚訝的發現，何以華文世界的大學院校歷史科系課程中，需要配置這麼重的西洋史課程比例？而這樣的課程結構與設計背後擁有何種思維？近百年來教育藍圖的規劃者及其實踐者，究竟如何看待一部人類發展史？可以肯定的是，透過歷史教育，這些影響必然是廣泛而深遠。
對於自身及其外在世界的看法，實聯繫著如何看待與認識自己的過去，因此世界史觀也直接影響該國民當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來的方向與行動力。回顧近代中國引進西學過程，由於認知偏見所產生文化視野的限制，而史觀及世界史圖像，均一再強化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論述相關主題外，也在這樣的關懷裏，認為身處當代臺灣這個時空立足點上，談論有關「世界史」的課題，不僅極具意義，也有著迫切性。
　　「世界史」的課題，不僅在於中國對「他者」的認識，更在於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認識方法，因此「使用誰的話語？」應該是論述的基礎，尤其是各類後現代、殖民、後殖民、東方學、西方學（Occidentalism）論述中，似乎要更小心薩伊德（Edward Said）所謂「共犯的異國情調」（Complicit exoticism），也就是經由更精巧的論述，所連帶來的文化意識再殖民。 最後，[3]文中所指「西方」，主要是泛指十九世紀以來居主流論述位置的歐美世界。

二、近代中國的「世界史」圖象

　　晚清自設立同文館（1862）、京師大學堂（1898）正式在體制內逐步引進西學，歷《欽定學堂章程》（1902）及《奏定學堂章程》（1903）兩次大規模教改，將西學建制化，廢科舉（1905）則更進一步取消了傳統文化所從出的「士」階層，造成了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結構性變遷。[4]由於進入教育體制，使得西方文化價值更加確立在中國社會裏，若說晚清以來各階段教育制度的更張，是將西方知識結構和學科分類，逐步重設在中國的一連串大翻修過程，並非過份的說法。
　　晚清在《奏定學堂章程》原則下，不僅開始了現代化教育行政的芻型及各層級學校系統，更藉由學堂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實踐，重新定義一位現代文明人或知識份子所應具備的知識內涵。 [5]可以說，晚清以來思想想界所逐漸引發有關「中學」、「舊學」或「國學」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傳統「經學」的終結，而嚴格說來，這個「國學」是以西方論述結構試圖重整中國文化價值，從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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