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文化普遍主義的解釋更符合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在西方武力進攻下，中國不能保持原有價值，被迫接受以機器文明上有卓越的貢獻為形式的價值，而這又與中國的民族自強運動結合起來。從洋務運動到如今的四個現代化運動都是如此。因此，從情緒上、邏輯上，中國知識份子很難接受文化相對主義的說法，因為文化相對主義強調的是差異，而中國正在努力消除這種差異。……由於上述原因，文化相對主義還是往往被忽視了。 [32]

　　羅文塔（ David Lowenthal）所提出「過去是一個外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思維，確實深具啟發性，[33] 它明確宣告人認識過去之可能，一如不同文化交流之間對共識的追求。各文明之間的交流，有衝突也有融合，這是歷史上各文化交流時的必然趨勢，問題不僅止於解釋或強化這種衝突，關鍵在於認清並尊重各文明的差異。
　　後現代史學基本上是在認識論基礎上質疑歷史的本質，而對歷史後現代一系列批評的基本防線，還是在於人對「何謂真實？」（What is real？）的認識需求，以及「自我」與「它者」溝通的需求。因為假設所有論述都是建構出來的，那麼何必質疑「它有多真實？」而溝通又如何可能？因此後現代帶給史學的積極性影響，並不在於否定「過去」的存在，而在於認知「歷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透過解構大歷史敘述所潛在的歐洲中心思維，而認知「歷史寫作」事實上是經由認知主體的思維形式及其語言形式來敘述過去以認知現在，並作為未來的行動方針，因此後現代的積極性意義，除了在於探討史學學科建立的知識權力作用之外，更在於對人類歷史思維的深層結構的反思，例如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0～）所著《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the Historical Imagnation in Nineteeth Century Europe）， [34]這樣的課題，正是這種自我體現。方法論的重要，就在於隨時回顧學科本質，以拓展它的邊界，而就這個層面而言，可以說後現代思想對新世界史領域的開拓，有其重要性。

四、超越「東西方對抗」論述模式的新動向

　　在世界史實際寫作方面，又應該如何寫作一部具全球觀點的世界史？要依何種觀點與價值標準，來確立所敘述的歷史具世界性影響？相對於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而言，如何建構一個具有主體特色，並能體現時代精神的世界史新學科？
　　我們也許並不知道新世界史學科的確實面貌應該如何？但是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文明史的總和或「博物誌」，這點卻是可以肯定，就如同舊有的西洋史（Western history）不是集合式的（agglomerate）匯總西方各國歷史，而是以對西方全體造成影響的一些歷史力量或運動作為論述核心，例如基督教、回教、十字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科學與工業革命等。 [35]問題是：要依何種觀點與價值標準，來確立所敘述的歷史具世界性的影響？能否超越「東西方對抗」的論述模式？或是在二元對立論述之外，有其它的可能性？何種價值才有益世界文化整體的交流與建構？
　　新世界史研究領域必然與舊西洋史不同，除了來自當前全球化的現實趨勢之外，也在於試圖超越舊西洋史的支配性思維，與對其他文明的宰制。近幾年來，國際學界對於世界史的興趣與日俱增的同時，也日益省悟到，必須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回顧人類的過去，如1963年出版了著名而暢銷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世界史一書的作者邁克尼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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