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涵、研究方法甚至於知識的表達形式，當時各種新式學科都可以作如是觀；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哲學」這門新學科的引進， [6]直到今天「中國是否可以有哲學？」仍成為議題，可見中、西兩種文化價值系統差異之大，衝擊之劇烈。
當張之洞（1837～1909）等人，以「中體西用」原則增刪分配課程內容時，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被歸屬舊學，而西政、西藝、西史則列入新學。[7] 除減縮舊學內容增加西學之外，西學則居於「瀹其知識﹐練其藝能」的輔助位置﹐因此西學課程多具「工具性」色彩，而「西洋史」在整個西學項下，與西政、西藝成為主要的西學內容，也可見「西洋史」角色的重要。[8]
《奏定學堂章程》是以「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9]作為歷史教學總目標，顯然西洋史教育不僅止於教導認識西方，更在於使國人了解「外國漸通中國之原委」且能「明徹今日中外大局」﹐而達到救亡圖存目標，因此「民族主義」是晚清西洋史教學目標背後所隱涵的重要動力，也可見出當時教育設計者對世局及世界的認識。 [10]
歸納晚清至民初知識份子所引介的西洋史，及針對個別人物如梁啟超（1873～1929）的研究，除可得知當時知識份子經由日本為中介大量引介西方知識之外，[11] 對於西方歷史主要是敘述「近代民族強國」的形成，及涵括其中的民主政治與商業資本的發展。 [12]簡言之，西洋史的敘事架構，在於說明「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演進，而這一過程是由探討英、法、美、德意志、義大利、日本……等國，如何完成近代民族國家的課題作為出發點，進而追溯希臘、羅馬乃至古東方文明的過去，以架構成古典、中古、近代具有發展意義的歷史敘述， [13]並將之視為是人類發展的共同目標。
上述西洋史敘述情節，通行於晚清以來的學界，直到今天臺灣各級學校歷史教科書，甚至各大學歷史系西洋史課程的安排與講授內容，並無本質上的差別，這似乎顯示出晚清至今的知識份子，基本上對西方及其自身之外世界的認識，並無太大的改變。
「古典」、「中古」、「近代」的歷史斷代分期，並不單純只具有形式意義，實質上是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為中心，而展開的一種大歷史敘述（grand narrative），這個西洋史敘述結構背後，有著「後設」（meta）的意理基礎，也就是相信現代歐洲文明，已去除「前近代」（pre-modern）屬性，而歐洲社會是由受過「啟蒙」（理性）的中產階級所組成；不僅如此，更深信西歐文明是現代化的絕對典範，也將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十九世紀的世界史，正見證這個事實，而這個普遍意識，更是西歐列強向外拓殖時的重要動力。
歷史學之所以在十九世紀受到西方重視，在於歷史研究突出了時間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聯性，通過歷史敘述，原來關係不大的「事件」被巧妙地聯繫成為一個演變過程，似乎有著內在統一性以架構成一套意義系統，因此歷史學成為人類理性思辨的有力證明，當時如英、法、德、美等列強，需要以「歷史」來凝聚其民族國家的認同感，而十九世紀以降歐美勢力的擴張政策，需要信念，也需要一種理論基礎，因此啟蒙理性、單向線性發展、進步史觀，均透過歷史敘述而展現，如《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序言》中對這一現象的形容：
對西方史家而言，顯然一種「維多利亞式的世界觀」（the Victorian view of the world ）使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英、法和美等國向外擴張，建立了不平等條約體系，他們篤信民族國家、法治、個人權益、基督教及科技，以及經由戰爭可攫取更大的利益。[14]
而與這一世界觀並存的是盛行於歐美學界的進步史觀（ Idea of history of progress），兩相結合，使「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成為國家主義的核心，而其所型塑的「西洋史」，也成為列強向外擴張的合理化基礎，甚至自視為「白種人的負擔」。
相對地，「世界史」研究課題所涉及的範圍，並不僅止於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歷史的認識，基本上，也關聯了西方的中國觀，因為自十九世紀中西文化再次交流以來，東西方世界的認識與現實的歷史進程，均是互動發展，如上述西洋史觀點，也反映在西方漢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上，甚至延伸為對中國歷史文明的整體解釋，如八○代之前漢學界長期盛行的所謂「水利社會」（the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