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須區分「世界史」與「國別史」在實質內容上的殊異，而能以全球觀點對「近代世界」作宏觀考察。具近代意義的世界史，應該從十六世紀開始，全球各民族、國家和區域聯成一體的發展過程，而近代世界歷史則是這個整體世界進程中的早期階段，因此世界史仍應以整體世界的形成，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並非國別史的單純總合。[37]
　　其次，就研究主題而言，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史學寫作的重心即在於「民族國家」，而非「全體人類」，有關世界史的寫作，除了意識型態外，在探討內容上，也幾乎都是依據「近代民族國家」而形成的敘述架構，例如政治史討論該「國」的歷史，文化史則以「國民文化」為主要內容，而經濟史也無非是「國民經濟史」，[38] 回顧晚清以來國內西洋史甚至中國史的主要內容架構，也是如此。因此如何超越這種「近代國家史觀」，也成為學術界在後冷戰時代的重要課題。「無國界」（超越國家的區域）或「越界」（國家、種族、性別、族群）思維，這種「後國家時代」新史觀，似乎為學術界開啟了新的論述方向。
　　將以「區域」和「國家」作為區分標準的史觀相對化，並重新面對全球生態及自然環境，將視野擴展至「區域」的世界史，似乎比「近代民族國家」的世界史，更注意原先所忽視的「他者」，也更趨近日漸全球化的現實世界，例如在資訊科技時代裏，散佈在全世界的華人網絡，就被日本學者比喻為另一種形式的「托拉斯國家主義」，它是一種超越近代國家想像的「跨國網路世界」，若暫時不論日本或美國學者這種論述背後對華人新興勢力的防範，至少試圖超越單一民族國家概念的思維是史學界可思考的新方向。
　　其三，「關係網絡」也是超越「東西方對抗模式」的另一可能方向，例如溝口雄三所主編7卷本《在亞州思考》，[39] 以問題意識及方法模式作為叢書總綱，希望建立多元世界中心，走出「東西方對抗模式」，如叢刊編者之一的濱下武志認為文化特殊性並非主要焦點，而是更關注多元及異質文化相互結合時所形成的關係網絡；換言之，對他而言，「亞洲表象」（在本文的脈絡裏則可視為「中國表象」）並不是華、夷（中、 西）存在實體的總合，而是注重這些實體在相互融合時形成的關係網絡，也就是說，並不否定各別文化的「差異」，而將重點轉而注意這些「差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以何種型態相互交流、包容、滲透或相互對抗。[40]
　　試圖以「對話意識」化解單一實體的特殊性被絕對化的同時，也避免了靜態實體研究所暗含的排他性。在現實流動系統中，任何差異性都是關係網絡中的一個結構點，離開它在網路中的位置（同），它的特殊性（異）將不復存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事實上已經否定了「東/西」二元對立的模式，毋寧說它以對話的方式，提供了將亞洲和西方納入同一研究框架的可能性。
　　後現代主義無寧是當前對啟蒙理性化（普遍理性）最重要的挑戰，其影響及於文化各個層面，就其消極性而言，質疑普遍理性和歷史規律，後現代主義有著拒絕從理性概念出發的特點，就其積極意義而言，由於將「他者」（the other）放入視野，使得歷史研究再一次注意原先所忽視的領域，但是若是去除大寫歷史的目標，在於取消「前進」與「落後」的判準，而非西方世界若以此滿足於主體的特殊性，這仍是消極，也可能落入西方體系的全球化的「再殖民」中。
如同薩伊德認為「後現代」的討論，基本上仍較具歐洲中心的偏見，它著重理論和感性，強調局部地（local），充滿幾乎是點綴式的歷史失重感、拼湊和最重要的消費主義。「後現代」與西方文化的關係，還是不能擺開資本主義在跨「國」意識下所再建構的世界史研究，解構「民族國家」更可能是「資本主義」跨「國」整合企業的基本需要。而解構「民族國家」，並不意味在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中「國家」這個主要是形成於十九世紀的主權單位，將消失，在全球性廣闊及多元的空間裏，仍須要新的文化自我認同，來參與文化及各項交流。

五、結論

　　從更廣泛的全球視野探討歷史是當代史學嶄新的出發點，也是當代中國史學必須面對的課題。試圖擺脫歐洲中心論的當前世界史研究，其動力固然來自西方各門學科對應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的衝擊，而被建構的客體本身的變動與進展（如中國），也實質上參與「解構」了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史圖像。就各個層面而言，「世界史」這一新課題，可說是非西方新興勢力崛起及後現代思潮兩相衝擊下的新領域。
　　這個說法，並不是要否定過去「西洋史」的研究成果，或排除歐洲近代文明的成就，而是認為身處新世紀的此刻，人們應該更能立足在一個相對立場上，以全球性的一體觀來反思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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