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文明給世界萬國帶來影響，並且具有指揮世界發達的力量；但是亞洲文化，人民對世界整體性的大規模運動並無絲毫關係，只是被捲入西洋文明的風潮之中。為了使日本的國民炫耀於萬國史之中，做為日本的國民，不外是應該促進對世界具有大關係的人民。 [17]

　　日本最後選擇了「脫亞入歐」，並藉由第一次中日之戰所取得的果實，迅速變身為帝國主義國家，向外爭奪資源並發動戰爭。而在列強勢力侵襲下的中國，面對這一挑戰，也起而追求西方列強所具備的「文明」內涵，而如何使當時的中國由天朝體制，轉為近代主權國家，成為迫切的問題，也引發了至今仍未合理解決的文化問題，當時如梁啟超在《新民說》及眾多文章中力言，若民族主義能推動西方國家富強，也必然能夠富強中國。[18]在救亡圖存壓力下，民族主義在中國日漸興起自屬必然，與日本不同的是，由於對內「反封建」試圖更新傳統政治社會結構，自由主義及民主制度，也是晚清以來知識份子引介西方思想的重點，嚴復（1854～1921）甚至認為「自由」與「國力」相關，[19] 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帶動中國真正的富強，於是德、英、美、法和民國以後的蘇聯，就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如章太炎（1868～1917）、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嚴復等人所建構不同「國族」型態的原型，民國以來，國、共兩黨所選擇的不同政治路線，也可以作如是觀。「民族」、「民權」、「民生」這一組西方的現代化概念，在中國的落實，顯然與當時歐美及日本，有著不同的發展趨向。
　　而在西化風潮之下，當時中國知識份子主要是以西方歷史發展的抽象模式，來籠罩中國歷史的實際進程，例如有關中國史的斷代分期，傳統所慣用的經、史、子集的區分，迅速被西方式的學科分類所取代，國史也由朝代區分轉由中國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近代史的西方歷史分期概念所取代，而研究主題也由文化多元領域，轉趨以政治國家的研究為主要課題。
　　甚至中國近代史的內涵，也是以「革命史觀」來敘述「非西方世界的中國」如何邁向現代化的歷程，因此可以看到長達一個多世紀來，對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各種階段論描述，如以守舊反動、自強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共產中國，這樣朝向與舊秩序崩解，而經由西方的助力，傳統中國才得以與其過去作革命性斷裂，而邁向現代化新世界，也就是說西方所帶來的現代化運動，是破除舊中國這種「亞細亞停滯性社會」的主要動力。 [20]

　　上述看法，事實上是以一九三○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的理論為基礎，最著名的當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早期所發展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他將馬克思（Karl Marx）所論述的統治與被統治對偶宰制關係，修正為核心與邊陲或半邊陲，並且將其他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視為具有同質性，而將資本主義經濟納入單一世界體系中。[21] 正是這些看法，為美國漢學家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萊特（Mary C. Wright）李文蓀（Joseph R. Levenson）或日本的小野川秀美等人，普遍運用在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上，也幾乎毫無遲疑地為中國知識份子所接受，用在著作、課堂或各類歷史意識的傳播上。中西方學界對歷史敘事，具有如此同質性的敘述結構，是否意味著近代中國由晚清至當代的知識界，事實上與西方主流學術社群共同塗劃著相同的一幅世界史圖像，舞動著同一歷史旋律，也在西方所定義的世界史中，才有「中國」的形相？
　　西學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由於與清學對某種客觀實證的事實要求相對應，歷史學在中國的傳播似乎較無障礙，甚至促使民初歷史家將中國文明的過去重新建構在更客觀的證據上，以做為「信史」的根據，就這點而言，是以科學方法區隔了當代知識人所認知的「虛構」與「真實」，然而就其建構意義而論，事實上是經由對傳統中國的過去作斷烈性破壞，而對近代的自我重新命名，在這個過程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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