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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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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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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7](p166)。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8](p63)。有的学者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9](p178)。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家族（宗族）史研究、地方民族志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等无不与此有关。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10](p326)，“而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实事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1](p364)。总之，“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12](p253)。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这与西方政治社会学者的研究传统有关。如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古罗马西塞罗·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们苦心孤诣地向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天国的“至善至美”之路，但却忽略了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因而是把幻想性、世俗性和神学性杂糅在一起的“空中楼阁”。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柏拉图，他在晚年所设计的所谓“第二好的国家”的蓝图——“马格尼西亚”城邦型国家，它的领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可耕地、牧场、林场等），但又不能十分肥沃；它的最大群体规模是5040人，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否则都不利于实现直接式民主的目标；在地理位置方面，为避免来自海外的侵略，这个自身封闭的“次级理想国”须建在距海八九英里以外的地方，且没有与之紧靠的邻邦国家等等[13]。有的学者把这种古怪的、机械的、死板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称为柏拉图式的“静止的绝对数”[14](p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国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商鞅提出“制土分民之律”，即“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此先王之正律也”（《商君书·算地第六》）。这一观点从表面看虽然与柏拉图连同嗣后的亚里士多德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在商鞅那里，这是一种动态意义上的相互适应观（即视土地面积和各种土地比例而定），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相对数’”[14](p8)。比如商鞅提出“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商君书·算地第六》），这一思想更接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人地平衡观，也更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再如，商鞅还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的政治变法思想，这对于秦始皇后来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国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卓越政治智慧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传统，甚至说有过之而无所不及。
二、古代中国社会的“县政”之理
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汉书·卷十九上》）。这其中的“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即“县乡亭”之制实行动态化管理），正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的切入点。正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5](p1)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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