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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胥吏和乡绅是左右乡村基层社会的三股主要势力,尤其是县衙的胥吏和差役人员谙熟基层事务,了解国家法律制度的漏洞,精于官场算计,易于行奸弄权,往往成为“倚官以剥民”的罪魁祸首,他们彼此之间始终保持密切而又有分际的暧昧关系,“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九》)。而高高在上的皇帝面对天下如同苍蝇一样的“灰帮集团”,虽能像老虎捕苍蝇一样打死无数,但是由于它们具有一种超强的自我繁殖能力,也根本打不过来。正如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唐甄所说:“今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潜书·柅政》);“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可见,传统中国社会的官场腐败是一种有限度的“内生性腐败”,是一种维持皇权统治所必须付出的制度成本。因此,“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起来,才不会人亡政息”[32](p148)。
 
  再次,传统中国的“县政”实质是一种“以民养官、以农养政”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集权制度的第三个特征是,国家的“自利取向”与“服务取向”互相分离,基层的“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对称,因而“县政”实质是一种“以民养官、以农养政”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正式官僚政治与非正规官僚政治交叉运行的体制机制下,就意味着县以下大量的胥吏、衙役和乡官系统只能“找米下锅”,而导致地方基层官僚特权阶层的自主性不断扩张,成为一支攫取国家权力营私舞弊的“灰帮化集团”,以至形成了“吏胥视民为鱼肉,民畏吏胥如虎狼”(清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篡·卷三十六·户役七》)的极度混乱状态。事实上,“‘官’字下面的两个‘口’,这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罢了”[37](p217)。尤其是自秦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比如秦制规定:“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而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更定官禄,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5斗,至5石而止。自后为永制”(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是故,“唐宋以降,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吏曹”(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因而“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同时,“中国乡里制度大体以中唐为界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乡官制,第二阶段是职役制”[38](p134)。所以,到了清朝末期,中国整个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乃至皇权统治的坍塌都集中暴露出来了。有的学者提出,“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晚清政府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39](p724)。因此,进入20世纪的一百年,我国县以下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倡导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管理体制)[40],同时建立起了更加国家化的“县政”管理制度。比如在民国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一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统一考试、集中训练和组织考察,对县级机构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并且实行“廉政建设”和“庶政公开”等措施,由此开了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之先河[41]。但随着国家正式的行政权力逐渐下沉到乡镇一级,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力支撑起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致使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反复无常。总的看,一部中国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试错和纠错机制中运行和前进的,而社会实践本身也永远蕴含着一种历史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3]赵树凯.乡镇改革:检讨与展望[A].社会蓝皮书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4]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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