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
 |
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
|
|
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缀”[16]（P52）。总之，传统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最大特征是皇权统治支配着整个社会，因而“自秦汉时起，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就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17](p57)。
（一）秦汉确立“郡县制”旨在于克服西周以后“诸侯盛强，末大不掉”的历史痼疾。
西周至战国的800余年，由于行封建之制而造成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韩非子·和氏》）和“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的天下乱局。秦朝统一中国后，除京畿设内史治理外，全国设置了36郡（后增至49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亭之制，自此开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据有关专家估计，秦王朝的最高人口数是2000万人[18](p113)，全国共设置“县政”约为1000个，平均每县所辖4000户、20000人左右。这样，由于国家基层行政建制地小力单，就很难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问题，从而有可能避免上古三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历史悲剧重演。恩格斯曾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19]（P453）。秦朝统治时间虽短，但其“动员资源的能力实足惊人，仅有2000 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0 万人，南戍五岭50 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70 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决不是‘国家权力只到达县一级’所能实现的”[1](p80)。而到秦二世统治时，崛起于反秦群雄之中的项羽和刘邦，为巩固他们的霸主地位，几乎全面恢复了“分封制”。比如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一日之内就分封了18个诸侯王；刘邦先后分封了8个异姓诸侯王和9个同姓王，且“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都，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三国志·卷二十·曹冏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20](p624)。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也提出：“自邃古一道周初，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成长期；秦以后到清末，是中国封建社会消灭期”[21]。这种总体评价和判断是客观的、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
汉代（特别是西汉前期）与秦代相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把秦朝单一的郡县制改成了“封国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双轨体制。据史载：“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籓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汉书·诸侯王表》）。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汉初革秦之弊必行封建的社会思潮，六国贵族复立社稷的努力，军事实力派裂土称王的刻意追求，构成了秦亡之后分封制度必然复苏的主要原因”[22]。因此，刘邦晚年与群臣“刑白马而盟”，进一步规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这样就使刘氏家族成为“屏藩王室”的主要力量。然而，“血缘温情，遮掩不住政治权力之争，诸侯王国势力坐大，最终发展到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地步”[23](p166)。于是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全国终于爆发了一场以吴王濞为主谋，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共同参与反叛的“吴楚七国之乱”。直到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行“推恩令”，才使得“郡国并行”体制名存实亡。但是，“大概自西汉中期起，代表地主阶级的豪强加剧了割据行为……几乎恢复了两周时期的大小采邑。黄巾起义失败后，豪强乘胜互斗，终于爆发了军阀大混战……军阀吞并的结果就是成立了魏汉吴三国”[17](p27)。西晋统一后，晋武帝企图再度实行“同姓王分封制”以牵制地方势力，结果引发了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主要参与者包括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这一场战乱持续了16年（291～306年），史称“八王之乱”。隋朝统一后，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