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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吏、差役和乡官系统一群人呢?我认为,传统中国的“县政”是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就像“历史幽灵”一样缠绕着皇权专制集权制度不放,一直伴随它走向灭亡为止。因为传统中华帝国大一统的皇权专制集权体制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官僚集团队伍,高耸在塔尖上的是自称孤家寡人的皇帝,中上层是成千上万的一品至九品的国家正式官员,处在塔底的是数十万计乃至上百万计的胥吏、衙役和“乡官”系统。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存在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老百姓最直接、造成社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县政”之弊。正如明隆庆年间的著名清官海瑞所说,我凭借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仍感到“窝蜂难犯”,“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经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启阁部李石麓诸公》)。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把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宋史·卷四百四十三·苏洵传》)的历史规律。
 
  首先,传统中国的“县政”之弊,具有一种持续膨胀的自我繁殖力和扩张力。
 
  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集权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但却随意地大量地使用胥吏和衙役去承担基层繁杂的行政事务,因而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唐代初期,“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议·卷第九》);但到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杂色入流”官员每年任命2000多人,为明经、进士及第人数的20倍[33]。再如明朝初期,“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苏州坊厢一千五百二十一名。此等之徒,帮闲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其名凡六。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而到洪武中期,朱元璋下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起取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900余名,削减幅度高达四分之三,以此推算全国的吏役人数是一个很大的数字[34](p200)。清朝末年,“国家任命的正式官员人数还不到2万名(按编制文官9000名、武官7500名),但实际上带有功名的士绅约为125万之多”[29](p38)。清人侯方域曾惊叹说:“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县殆不止千人矣”(《清朝经世文编·卷24·吏政十》)。清廷御史陆百川则斥责说:“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政典类篡·卷三十六》)。这样,“国家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稀也”[35](p184)。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曾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巳”(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总之,“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规律性,因而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是惯有的通病”[36](p87)。因此,“朝廷多一政令,百姓多一奸欺;朝廷多一章程,百姓多一奇巧。无怪乎世道之大非,民情之日变,而愈治愈难也”(清黄元吉《道德经注释·第七十五章 贤于贵生》)。
 
    其次,传统中国的“县政”处于上下夹击的“两难境地”,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
 
  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集权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州县以上,国家有着一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它具有规范性、完整性和条文性等特征;而在州县以下,基层权力实际运作主要是以人情关系作为行为规范,它具有地域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的特点。尤其是县令长官,一方面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地方权势阶层的多方牵制,他们上有朝廷重臣催逼索要,下有胥吏、乡宦、生员把持乡里,动辄罹罪,两头受气,为政不易,常常处于一种上下夹击的“两难境地”,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如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苏州府吴县的知县袁宏道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即使像海瑞这样的大清官也不得不承认,“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总的看,传统中国的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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