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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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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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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出现了“安史之乱”，唐后期则由“藩镇割据”而扩大为“五代十国”。可见，“诸侯之变，以为失今不治，必为痼疾”（《汉书·贾谊传》），“实乃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汉书·董仲舒传》）。西汉的晁错在《削藩策》中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晁错传》）。但就总体而言，“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而统一则是长期的、正常的”[17](p56)。
赵宋王朝建立后，鉴于唐代后期出现“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的惨痛历史教训，进一步加强对“县政”规范化、法制化和条文化的管理。如规定：“县政”的设置可根据各地人口多寡“每三年一次升降”（《宋会要·卷四》），县官实行“避亲避籍”和“三年轮换”制度，逐步改变“武人充政”为“文人充政”，实行军、政、财三权分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等。这样，中央政府通过县一级“靡所不综”的基层行政事务管理，就有可能抑制和消解地方割据势力的公然活动和肆意逞强，从而维护了皇权专制集权统治的政治社会根基。同时，宋代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乡里制度建设，比如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图制和社制，明朝实行里甲制和粮长制，清代实行保甲制和门牌制等，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编织有序、防范严密的国家控制网络体系，因而被历代统治者称之为“万世良法”（《嘉泰吴兴志·卷十》）。但随着宋代以后“县治”策略的大转变，却出现了“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的基层政权退化现象，以至出现“任尔官清似水，怎敌吏胥如油”（《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的现象，最终导致中央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蜕化、甚至异化。
（二）古代中国的“县政”是一种小县建制，它有利于国家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据史载，“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周礼·大司徒》）。可见，秦汉时期确立的“县”仅仅相当于周代“末等封国”之地。根据中国历代官方统计的人口和耕地数据显示，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1600年间，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徘徊在2000～6000万人之间，其中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最低为1600万余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93年）最高为1.21亿人[24](p87)；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其中北宋建国之初（976年）最低为2.95亿亩，明朝末年（1602年）最高为11.62亿亩[24](p2)；这一时期的“县”大体保持在1350个左右，平均每县所辖几乎都没有达到“万户之县”的规模。特别是由于全国多次爆发周期性的农民大规模起义，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土地荒废，因此出现了“千户以上，州郡治；五百户以上，皆为县令，不满此为长。甚至还有百家之城，便设一州；数家小村，也空张郡县的现象”[23](p281)。而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二年(1724年)推行“摊丁入地”以后，全国的人口和耕地面积才出现了直线式增长的趋势。比如在明清之际，全国人口约为0.9亿人左右（1650年）[26](p27)，耕地面积约为5.7亿亩[27](p325)；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百余年，全国的人口一下子从1.77多亿人猛增到4.29多亿人[14](p67)，耕地面积也从9.89亿亩（1776年）扩大到12.15亿亩（1851年）[14](p96)。但后经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造反的战争破坏，全国的人口直线下降至2.6亿人（1866年），直到清末才恢复到4.19亿人（1912年），全国耕地面积也增加到13.65亿亩（1913年）[24]（p87）。有清一代，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府、厅、州、县）1700个[28]，平均每县所辖约在10～35万人之间，仍然属于一种小县建制。有的学者曾提出，“在汉朝末年，一个县官管辖5万人，而到清末却要管辖30万人。当时全国要是有8500个县都由北京来管理，清朝的行政工作简直就搞不了。但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县的数目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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