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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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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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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七品），其佐官为县丞（正八品），主薄（正九品）。典吏为未入流的小吏，实为六房之长。管理书吏（少则五六人，多至十二人，直至十八人），为一县承办庶务的主官。其余的胥吏和杂役人数，难以估计”[23]（p818）。此时，“州县之地，大者且数百里，小者亦不下百里。欲以一人之耳目，户知其人，人知其数，难矣！”（清贺长龄、魏源《清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兵政五》）。因此，县以下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保甲体系，以防范和控制社会上“一切不轨行动”。正如清人刘淇所说，“县何以里，里何以长也，所以统一诸村，听命于知县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县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而制之，故易治也”（清贺长龄、魏源《清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兵政五》）。可见，传统中国皇权专制集权制度是以县令为主官，下设若干僚属和大量的胥吏、衙役、乡官，上有府、州、县层层节制，下有乡、里、保甲组织互相维护，这样形成了自上而下、左右关联、层层递进的纵深型网状控制体系以达到国家控制的治理效果。
三、古代中国社会的“县政”之弊
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堪称世界之最，其中既有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隐患”（如王位之争、母后擅权、宰相擅权、武将擅权、宦官擅权等），又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如诸侯争霸、藩镇割据等），还有异族大举入侵中原之地的“边关隐患”，但最常见、最普遍、最持久、最顽固、最严重的是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规模起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20]（588）。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和治乱循环如此频繁发生呢？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所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而宋代的著名思想家范仲淹则认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先“举县令，择郡守”，因为“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从分析赋税制度入手提出了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而现代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则从分析政治制度入手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即“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32]（p148）。再如，汉景帝重点关注处在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县政”之弊，提出了“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汉书·卷五·景帝紀第五》）；而唐太宗更加关注处在国家政权中间层的“州政”之弊，提出了“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明太祖朱元璋则高度关注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女宠、侍人、外戚、权臣、藩镇、四裔之祸”，提出了“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明刘辰撰《国初事迹》·卷一）；清康熙帝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似乎又转向了下层，提出了“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帝王家训》）。近代名人谭嗣同概括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卷二十九》）。可见，传统中国社会的“官场腐败”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制度痼疾。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大盗者”是皇帝一人，还是臣下多人，抑或是县衙的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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