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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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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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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地增设到这种难以管理的水平，而是随着政府自身的扩张，巩固了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的各县，同时只在边远地区设置新的县份。另外，它还削减了一部分地方行政职能。这样，中华帝制政府仍然是一个上层结构，并不是直接进入村庄，因它是以士绅为统治基础的”[29]（p37-38）。所以，自清代中期以后，全国的胥吏人数“大县多至一千余名，小县亦有数百名”，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28]。
就具体朝代而言，全国在不同时期的“县政”设置及其管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1587个，平均每县所辖7711户、37552人。东汉时期，“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四百余所。……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五，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五》）。可见，此时平均每县所辖8184户、41477人，只是比西汉初期略大一些。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境地屡分，或一郡一县割为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立不算。地不加大而州郡县数增多，其领户必然减少”（《宋书·州郡志》）。根据晋制的规定：“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人以上，置吏一人，书佐二人”（《晋书·职官志》）。但在齐建武元年（494年），“有州24个，郡356个，县1738个。豫州陈留郡领县四，户一百六十九；益州沈黎郡领县七，户六十五，平均每县所辖数十户乃至数户”（《宋书·州郡志》）。可见，此时的县“领一二百户者居多，百户以下县者也不少，有的甚至在五十户以下”[23](p270)。因此，到了隋开皇三年（583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将，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隋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合并了不少州县，到隋大业二年（606年），“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隋书·地理志下》），全国人口增加至897万余户、4602万人，平均每县所辖7147户、36672人，基本恢复到汉代的规模大小。
唐代的“县”主要是以其所在地位的轻重及其户口多寡，分为京、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级，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县由当地部族首领管理，“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马也”（《旧唐书·突厥传上》）。唐初，“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迨八百焉。凡三都之县，在内曰京县，城外曰畿，又望县有八十五焉。其余则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二》）。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虽未盈两汉之数，晋、魏以来，斯为盛矣！”（《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平均每县所辖5348户、30606人，比汉代缩小了许多。但是，唐代的“县”设置大小不一，且其管理方式灵活多样。比如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平均每县所辖15779户、85526人；而安南府“琼州领县五，户六百四十九”（《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四》），平均每县所辖仅有百余户；最为典型的夜郎郡“贞观十六年置，领县三，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三》），平均每县所辖仅有88户、344人；河北道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宝，户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二》）。所以，“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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