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清一代所遗资料与撰写人物传的实际需要，其史料来源，大体包括：《清实录》、现存的清代档案，清官方自修的国史馆人物传与各类专史的《方略》(如《平定罗刹方略》等)、私家著述之人物传、清人各类笔记、方志、传主的家谱与碑记、墓志铭、诗文集、自记年谱与他人传记之年谱等；还有，遗留于今的传主故居，或存遗迹遗物，足资参考。今人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各类大小型的清人传记等，亦不能忽略。

从实际出发，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人物，其史料来源则大不相同。如，清历朝军政大臣及在中央各机构任职之人，在地方的封疆大吏如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乃至府道一级的中下层官员等，其在官场之行迹，包括升迁调转等，皆存载于《清实录》与现存的皇帝硃批与本人的奏疏中。其史料之差别，仅是多与少，详与略而已。故撰写上述人物传记，必读相关的《清实录》与查阅档案。《清实录》应成为查找传主史料的一条主线，即从其出现(中进士、人仕途)之时起，直至在《清实录》中消失为止，必应逐年逐月逐日检索。以此为基础，再查档案。且不说北京一史馆所存档案如山积，即已出版的档案汇编之多，以至短时间内亦难以尽读!

新修《清史》还收录大量的“类传”，诸如文苑、学术、科技、工商、妇女、民族、循吏、孝义、忠烈、华侨、农民起义领袖、宗教、革命党人等等，这些人物很少在官府任官职，故在《清实录》及档案中，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如循吏属地方基层官员，忠烈人物、节妇烈女等，为表彰他们的忠孝，树其榜样，偶见载《清实录》，点到为止，不载翔实的事迹；而“革命党人”作为“反叛”人物，更不叙其“业绩”。因此搜集这些类别人物的史料，《清实录》与档案就不能成其为重要来源，而应到他们的文、史、诗集、年谱、方志、家谱、私家著述包括笔记中去寻找。如，工商人物不仅失载于《清实录》，连《清史稿》也不予立传，只能从地方的经济史料、方志、家谱甚至到其故居挖掘史料，总之，要根据不同人物来确定寻找史料的来源。

二是对史料的研究。搜集与挖掘史料的过程，应是不断深化对人物了解与认识的过程。当史料搜集基本完成之时，也就是基本完成对人物的认识之时。当然，对传主的认识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即使在撰写传文的过程中还在不断深化认识。对传主的认识越清楚，定位就越准确，传文就更真实地再现传主的真貌。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对搜集到的史料努力展开研究与分析，这应贯彻于写传记的始终。

第一，正确判断传主的史料能否构成其一生的完整而系统的论述?根据传主的一生行迹，有无空白处?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含混不清，经过史料摘编、排比，不难发现其内容缺陷或遗漏，表明史料搜集不足，再予补充；

第二，如前已说明《考异》，对史料进行辨伪存真，考其疑点、难点，厘清事实，就会避免传文中出现史实的重大失误。

第三，《资料长编》要远远多于传文的数倍，显然，《长编》中的史料不可能皆用于传文，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何者取?何者多取?何者舍弃?就要深入研究史料，取用那些直接记述传主，事实表述清楚的史料，而间接记述者为其次，能准确反映传主的行迹，或其思想、品行的史料，即能准确给传主定位的史料，无疑是应取用的有力“证据”。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史料记载同一件事，不能都取用，要选择版本，也以记载更直接、更翔实的部分为准。

总之，对史料必须进行严肃地甄别，认真地筛选，以决定取舍。这就是对史料研究的过程。在研究中，要“吃透”史料，才能正确使用。三、关于加强对传主人物的研究

在详细占有史料之后，能否对传主展开深入研究，透彻解剖传主的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一句话，就是真正地认识传主，给予一个准确地定位，又是传文成败的一个关键。

在已写的传稿中，有相当数量的传稿所写传主面貌不清，如，罗列人物的事迹，不分轻重，不分主次，好坏事并列，硬是拼凑在一起，难以对其人作出评价；有的开列传主的官场履历，很少写事；有的只见行为，不见其思想、作风等；有的将传主变为传文中的次要人物，而将次要人物变成了“主角”，颠倒了主次关系；有的对传主的是非及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不置可否，不问是非，只是写其事，难见历史真相，不能给予本质性的认识。凡此种种，都反映对传主缺乏研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传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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