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并非一无是处，尽管它写许多人物为败笔，但其语言文字及风格却是统一的，从形式到内在，几乎天衣无缝，能达到文风及语言之一致，实属难得。须知，参与《清史稿》的执笔人，几乎都是“大清”举人或进士出身及翰林院的饱学之士，个个精通古文，文言是他们在官场日常操用的书面文体。故统一语言风格，不约而同，不难做到。

我们修《清史》，其语言与《清史稿》及其他二十五史皆不同，采用当代典雅的书面语，这就和传统修史所用文言明显区别开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认，我们撰写人物传记，所采用的体例，当为记述文体，顾名思义，就是应用当代典雅的书面语。真实地记述传主一生的实践活动，说得再通俗些，所说实践活动，即是传主的人生经历。

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已经习惯写论文，做考据，与人论辩，擅长于论证，理论分析，明是非等方法，而转为记述传主一生，传文中既不论，也不需要论，更无需考辨，就已显得很不适应。从第一批传稿，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反映出很多学者不太善于写记述文体的人物传。概括地说，有以下三种类型的人物传。

一是论文式的人物传。其特点是，不是按人物即传主的本来面貌，次第展开对传主一生的叙述，却是作者按自己的主观意图，去证明传主什么，以论文的引证方法，以零星的、片断的史料，来证明作者的观点。

二是履历表式的人物传。其做法是，从传主中进士，授官职为始，以官职的变动为基本线索，以任职的时间为序，依次排列。有的一年中，官职频繁变动，反映在传文中，成密集型职历记录。一直排列传主或休致，或去世为止。

三是年谱式或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人物传。此类人物传，与上述履历表式的人物传有相似相通之处。若从传主的履历与职历看，是为履历表式的人物传，但从职历中，按时间顺序，又记录传主的某件事，记到传主去世，汇集诸事，是为大事年表，其结果，有事记事，无事不记，只剩下官职名称罢了。

上述后两种文本，显然受《清史稿》影响至深，没有摆脱其框架，却为其束缚，循其思路，写成履历或编年体的传稿，差别只在记其事中，详略不同而已。这只是数量增减的问题，还谈不上对《清史稿》的突破。

新修《清史》规定写人物传采用记叙文体，显见上述三种传记不符合要求，都不是合格的传记。当今学者个人写传记，带有很大随意性，所谓见仁见智，无须“一律”。而新修《清史》不属个人学术行为，必须按统一规定撰写，规范化、标准化，如文体则须“一律”，当为修史与著史之区别。

记叙文体，是以记述人物的实践活动为主，是贯彻全传的中心或核心的内容。前已指出，在搜集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需要清理传主的人生经历，到底做了多少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事等，一一分清，然后，按时间先后，循其人生的轨迹，将其所做之事，逐一写来。如强调或突出职历，形成以职历为中心，为其一生的基本线索，忽视对其事的论述，就必然会误人歧途，背离写人物传的基本规则。

最后谈到语言，是体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之重要，又是关系传记之成败的一大关键。一个学者的学问再高深，却不能用典雅的文字表现出来，同样会失败。一句话，缺乏语言功夫，没有传神之笔，就写不出合格的传文，更难达到高水准，高品位。

从已完成的传稿，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文字难达“典雅”，且参差不齐，差别大，文风很不一致。可以归纳为四种语言文字风格。

一是文言，部分传稿用此语言。本来，当代人用文言不是我们的通行语言，没有长期的训练工夫，现在通篇改用文言，达不到一定水准，阅读别扭，表述繁杂。这不是修《清史》要求的语言文字，故应废弃，不予使用。

二是通俗语言，过于通俗，如同通俗读物的语言，有点“大白话”，多把口语用到传文中。如“打败了……”、“了解了工作情况”、“由于……更由于……”等等，难以称“雅”。还有的将当代通行习惯用语也用到传文中，如“某某的作用”，有的采用西方语言风格，多用倒置句或多定语句，如“带着没处理好接班人遗憾的康熙阖然逝去”、“开始了在京中长达十余年的仕途生涯”。这些文字，已失中国语言的风格，与修《清史》的要求也不符。

三是文白相间，即传文中一会儿用方言，一会用通俗语言。一篇传文中文风很不一致。这同样不符合要求。

四是书面语，较为雅致，介乎浅近文言与当代书面语之间，句子简短，错落有致，词汇丰富，且富有变化，体现中国语言的风格。可惜，达到此一水准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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