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倡最后一种文风，即用于书面的典雅语言。在这方面，如同在史料上下功夫一样，文字功夫必不可少。只要努力，必有提高!

五、正确处理传文中的几个关系

在史料备齐、筛选完成，并对传主的深入研究之后，开始着手撰写传文，似乎不存在什么障碍。其实不然，并非如想像的那么简单。读过第一批传记文稿，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例如，围绕传主，作者与传主、传主与其周围的人和事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多有处理不当，或有所忽视，或摆列位置不妥等，都直接造成对传文的伤害，毫无疑问，会影响传文的质量。针对传文已出现的各种偏向，我把它归纳成九个方面的关系，分叙如下：

1．作者与传主的关系。这是要求作者首先调整心态，与传主拉近距离，把古人变今人，将历史转换成现实，简言之，就是把传主当成作者身边的人，去接近他，认识他(她)，感受他。当作者如此感悟时，就会对传主产生亲近感，笔下的传主就会变得鲜活，因而给人以真实感。如果作者不是这样的心态，与传主总有遥远时代的距离，就难以达到最佳效果。

2．传主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包括地理、人文、家庭、政治等，指传主生活的时空。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因此，叙述传主的活动，不能没有环境。如，《清史稿·于成龙传》写道：“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这就是写环境。从已读过的传文，普遍反映作者缺乏环境观念，例如，叙述战争，却不见具体战场，至多说出战场的地名；写治漕，却不具体说漕运状况，写政治事件，只写传主与皇帝的奏对，却不说具体的政治环境，如此等等，实则把传主的活动都架到空中，成了无场所，无环境的空中“楼阁”。

3．传主的履历与其实践的关系。我们主张，传主的履历包括职历不能不写，其实践活动必须写。前已指出，人的实践活动第一，传记必须把传主的实践行为放到首要地位。传主的职历只能放在其实践活动中加以反映。在很多传稿中，都把职历与任职时间放到了第一位，不论职级高低大小，有官职则必录。《清史稿》颇知节省，遇有任职多，迁调快，往往省略一大批，用“累迁至”云云，一笔代过繁琐的职官罗列。尽管如此，它还是按职历为顺序，重写职历，叙事为其次，实则颠倒了主从关系。如果我们也这样写，不论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还是循《清史稿》旧思路，缺乏必要的创新。、

4．言与行的关系。传记就是记言记行，两者既不能割裂，又不能偏向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有言有行，言中包含人物的思想，这才叫人物传。在部分传稿中，已发现有的只记行，几乎不记言，通篇不见传主说过一句话。还有的只写人物频频上奏章，却不见人物的一个行动!奏章上过后，实行否?也无结果。无行为，岂不是成了“纯思想家”了!这两种偏向同样是不可行的。

5．传主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毫无疑问，传主是本传文中的主角人物，与其相关的人物，再大也是次要人物。例如，写允扔传，他是本传的主要的或叫“中心”人物，他之被立为皇太子，以至几立几废，都取决于康熙帝，即便如此，康熙帝乃是次要角色。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如将康熙帝写成了主人公，变成“康熙帝废立太子纪实”了。又如，马思喀传，传主作为先锋火器营的将领参加了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将其在战斗中的表现写清楚就行了。但详写了此战中的清军统帅福全，写马思喀只写了一句：“率先锋火器营，与敌对垒。”是否直接参加战斗?表现如何?均不得而知。这就颠倒了主次人物的关系，不能正确叙述传主的历史。

6．传主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内在”是指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品行、修养、信仰、性格、嗜好、作风等，“外在”是指传主的外貌，如身材、高矮、胖瘦等，但更重要的是，人物的行为方式，如举手投足、情绪的向外宣泄等，都是外在的表现。写出这些方面的内容，才真正使人物“活”起来，变得有血有肉，又有思想的一个人。可以说，在上百篇的传文中，大多不写传主的精神面貌，而“外在”同样不见诸文字描写，连个什么模样也难以想像出来!当然，史书中无此记载，也不能像写小说，任意编造出来。但应当注意这方面的内容，多方挖掘史料，如能补充其空缺，就使传主的形象具体化了。

7．作者的是非观念与传主的是是非非的关系。传主的一生，同今人的一生一样，总有些是非问题，一生中不可能完全正确，说错话，做错事，是常有之事，好人如此，坏人做坏事也是必然。对传主的是非，正确与错误，作者要不要给予评断?从传记稿中可以看到，作者不予评判或有意回避，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对传主的活动，进行纯客观地论述，没有褒贬，没有是非。这也有违修史的原则。历代修史，没有不贯彻或渗透其是非观念，总是将是非寓于文字的叙述之中，寓是非于字里行间。如果我们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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