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展开对传主的研究?采取以下做法，应是可行的：

作为第一步骤，首先应认真研究《清史稿》中同一传记。要超越《清史稿》的水平，必须将所写的本传主研究明白不可，只有了解《清史稿》对本传主的定位、评价、叙事评略之别等等，才能自觉地认识到它的优劣、水平高低，这时，才有可能做到在哪些方面超越它。这还不够，还要认真审读清国史馆传记稿本(如果有本传的话)、《国朝耆献类征》、《国朝先正事略》、《八旗通志》、《清史列传》、《碑传集》等清与民初的多种大型人物传等，内有本传主的传记，既要读，更要研究，几种传文要相互比较，目的是进一步认识本传主的本来面貌，借鉴这些传记的优点，避免重复和失误。

近20多年来，当代学者对清代人物的研究，取得了系列进展，包括已撰大小型的传记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要吸收，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

实质性的研究，是在第二步，即研究史料，认清其人，给传主定位。一是定身份，从传主的职务，可以确认属政治人物，还是军事人物?清代官职变化大，一生中，其职官常有变迁，如先后任六部首长，外放地方总督或巡抚，或又调回京供职等等。这从任职的时间长短、主要业绩等，可以做出判断，来确认其身份。一是定传主的实践活动；在哪个部门、哪个领域、哪个地方，都做了哪些事，属军政大事，还是小事?一定传主的品行、思想作风、习惯等，即个性特点。一是定好坏、是非，分清哪些方面为好事、坏事，哪些方面失误或错误?其原因是什么?一是定结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或好坏参半?如此等等。还可以细分出多项，逐一定位。这要根据传主一生的经历及其为人特点，来确定该如何定位。实际上，这就是要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考察传主，逐步深化认识，直到看得透，认识清，如同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对其一生行状了若指掌，如数家珍。如此，下笔有神，把握分寸，掌握详略，写每件事及定位，都达到适度而准确。

为新修《清史》承担传记项目，不能看成是写点人物的简历，加点事迹那么简单，首先应看成是一项学术研究，其研究对象，就是传主。对传主深入研究，应贯彻始终，或者说，贯彻全过程。事实证明，研究越深入，传稿的质量就越有保证。反之，就很难写好!

四、关于体例与语言

自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为历代修史所继承，直至《清史稿》，都无例外地沿用纪传体。可见，纪传体己成为我国传统修史体例。我们今天修《清史》，基本沿袭传统的纪传体。

纪传是修史的体例，而传记是其中组成部分，它又是何体例?传记者，记人之一生行状，记其言，叙其行。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写人的，记述人的实践活动，并作出评价。古今传记同义，本质无别。差别亦不过评价标准、观念不同而已。文字之差，也是显著差别之一。古人直到民初修《清史稿》，文字皆采文言，而今修史、著史，通用当代白话即通俗语体。采用何种语言文体，亦是体例所规定。

传记写人，典志记事——各项制度之沿袭与革废。故司马迁之《史记》，其笔下人物，各个鲜活，各有个性，各具形象，呼之欲出。在司马迁的观念中，写传记人物，一方面敷陈人物的行状，一方面描绘出内在心态与外在形象，使已故去多少年的人物重新还原，复现于人生的舞台，重新演绎着他的生活故事。这就是司马迁写人物的千古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后世写传记已树立了范例，以其实践明示写传记的指导观念、采用的体例、写作方法、技巧，乃至语言之运用。可惜，后世修史者几无一人可达此完美境界!唯两《汉书》《三国志》等极少的二三部史书，稍为史家所称许。及清为明朝修《明史》，为清人及今人而首肯。二十六史中，大多传记不被看好，原因就是背离司马迁写人物的指导观念，遗弃其写作方法，将一个个个性不同的人物，变成了其人的履历与简历及若干件事的汇编，变成了没有个人面孔、没有思维的史料堆积。所谓“千人一面”，已失传记的宗旨。以《清史稿》之传记为例，可以说，部分传记确失传记之本义，可能走向极端，与司马迁的做法相去更远，它将很多人物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传记，转变为人物官场履历表或年谱似的大事记。仅举一例：刘墉为乾隆朝重臣，而《清史稿》仅记为46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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