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中原。终顺治一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汉文化、文武并用、笼络汉人的施政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顺治十年（1653）四月，清廷在给礼部的上谕中宣称： 

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60]

“崇儒重道”四字出现在煌煌上谕之中，表明它已经被统治者确立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顺治朝，清统治者实行尊孔崇儒、笼络汉员、科举取士、编纂儒书等政策与措施，固然出于应付现实的需要，但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其入关前的政治活动中找到根源，尤其皇太极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视“文治”的作法，对顺治朝统治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诚如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所说：

    “清因明制”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上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之初。努尔哈赤

曾受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并三次到过北京，熟悉关内的风俗情况。当他统一了东北

各民族，建立起后金国家之后，用蒙古字头编制了老满文；到清太宗天聪三年，命达

海榜式改进为加圈点有区别的新满文；同时还翻译了不少汉族文化传统的书籍，如翻

译明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三编》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又翻译了《三国演

义》，作为出谋划策，用兵作战的参考。这些书籍的翻译，说明了清初统治者借助明朝

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康熙“清因明制”思想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61]

恩格斯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62]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够在明朝后期异军突起，由小而大，由弱而强，在不长的时间里取代明朝，君临天下，是与其入关前的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实行的吸收汉文化、坚持改革本民族内部陋俗的方针与作法分不开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果能够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吸收他族之长，弥补自身之短，不断改革内部的落后面，就能转弱为强，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崛起的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然而，也要看到，努尔哈赤、皇太极所向慕的汉文化，是寄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对于处在从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的满族来说，这种文化具有她先进的一面。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此时的中原传统文化已经处于发展的后期，其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封建性、落后性的因素体现的非常突出。对新兴的满族而言，吸收汉文化无异于得到一把利弊相形的双刃剑，在吸收其优秀成分的同时，也把她的落后方面如君主专制、纲常名教等一齐接受过来，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沉重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带来的弊害也是极其深远的。

 
参考文献：

[1]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2]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条，第19页。

[3]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条，第20页。

[4]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清太祖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条，第95页。

[5]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清太祖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条，第13页。

[6]《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45页。

[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70页。

[8]《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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