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不仅积极推崇孔子，而且还提倡读汉人之书，并强调满族贵族子弟要“读书明理”，明确规定他们的子弟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初一日，皇太极发布了一道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谕旨，内称：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

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

思昔我兵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至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

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

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

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

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

于尔心安乎？[50]

在他看来，明朝官兵处困境而“犹以死守”，得益于“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由此反思出己方的在精神士气、思想文化上的不足，并以“读书明理”相劝。这种认识是明智的和富有远见的。

皇太极提倡“读书”，主要是指学习反映中原文化成就的各种汉文书籍，既包括儒家经学、史学类书籍，也包括军事等实用性书籍，还有佛教经典，内容相当广泛。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他不得不沿用乃父的作法，组织人力进行翻译。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命达海领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人翻译汉文书籍。所译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秩。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等。[51] 其中，对儒学经典的提倡和翻译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儒学内部学派纷繁，著述驳杂，究竟应该作何选择？这在清朝入关以前，对于刚刚接触汉文化的皇太极等满族贵族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皇太极读书只停留在欣尚赏《三国演义》的水平上，诸臣所上奏疏大多就事论事，“而无劝上勤学问者。”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汉员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作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最具代表性的是沈文奎在天聪六年（1632）九月所上的奏疏，疏称：

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

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迻译讲解，日进《四书》两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52]

除沈文奎外，宁完我也强调对于《四书》的讲习。史书载：“宁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53] 有迹象表明，皇太极对于《四书》中《大学》所阐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有初步性的认识。他在崇德二年曾以“修齐治平”的道理告诫属下说：

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弟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