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终,劫数未完,所以在何处有天不杀尼堪的呢?……
天灭(明朝)你能恢复吗?从前周国的命运已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夫子、孟子想要恢
复,也没能事到,还是亡了。你能不知道那事吗?良鸟选择树木栖止,好人选主为良
友。……你毛将军不知道从前天时的事例吗?你要考虑,失去时机以后,后悔还来得及
吗?[19]
他不仅对天命思想运用熟练,而且还熟知“成汤代夏”、“武王伐纣”、“圣人孔孟”等历史典故与人物。他对汉文化中历史知识的了解由此可见一般。
努尔哈赤还象中原王朝的君主一样,追求“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提倡“忠直”奉上的政治道德。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建元天命的前一年,努尔哈赤就训谕属下:
天作之为君,君命之为臣,卿等当念所任之职,有能理国政者,知之则勿隐,今
国事繁琐,须多得贤人,各任之以事,倘治国统军者少,则济事几何,若有临阵英勇
者,赐之以官赏,有干国忠良者,用以佐理国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讲古今,有才
堪宴宾客者,用以宴宾客,各处搜罗可也。……贤者不举,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
不推,则不肖者何由而惩,汝等宜秉忠直,切勿贪婪,均平之大道莫过于忠直。吾夙
好忠直,从来未慊,汝等当留心。[20]
在他看来,君主是应天命而立,诸臣则由君主而定,他们之间应该保持主从、尊卑的关系。为臣者应该恪守“忠直”的道德,尽心尽力地侍奉君主。后金政权建立后,努尔哈赤的这种观念体现的更加突出,不仅要求其臣民都要恪守“忠直”之道,而且还要循守“礼治”,以礼安民,带有追求儒家“文治”政治局面的倾向。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十一日,萨尔浒城筑毕,努尔哈赤对诸王说:
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
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至于王宜爱民,民
宜尊王,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
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如是互相关切,天欣人爱,岂不各成欢庆哉![21]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谕令中强调臣民要以“公正为本”,像孝敬父亲一般虔诚事上,就能维护“汗道”、“臣道”的常存不衰,不会遇到“忧患”和“惩罚”,他说:
天的子是汗。汗的子是诸贝勒、诸大臣。诸贝勒、诸大臣的子是民。额真的子是阿哈。
如果汗敬天如父,不忘其恩惠,清明治理天赐的大业,那麽汗道怎麽能亡呢?如果诸贝勒、
诸大臣敬汗如父,不忘其恩惠,不想为自己攫取任何东西,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
公正为本,那麽诸贝勒、诸大臣的臣道怎麽能亡呢?如果民敬诸贝勒、诸大臣如父,不忘
其恩惠,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不违背法度,尽力谋生,那麽怎能遇到忧患呢?如
果阿哈敬额真如父,不忘其恩惠,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小心翼翼地尽力做阿哈的
工作为生,那麽怎能受到惩罚呢?[22]
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把“有才德”、虚心纳谏、遵行君道作为“有道明君”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后继人。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问努尔哈赤关于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他回答说: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
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
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23]
在选择政治继承人的问题上,努尔哈赤把“有德者”作为抉择的标准,说明儒家“德治”思想对他已经有所影响。
努尔哈赤对儒家关于“以孝道治天下”的信条十分欣赏,视之为约束臣民的伦理规范加以提倡。天命八年(1623)二月,努尔哈赤谕侍臣:“人君之心,能贞固不二,感召天和,风雨时,黍谷登,民安物阜,则永保天位,世祚绵长。凡为民者,能持敬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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