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还极力笼络汉官，取得的成效超过乃父。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皇太极招纳笼络的汉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身份档次也大有提升，尤其注重对明朝中高级官员将领的招降和接纳。崇德三年（1638）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接纳降者达2500人。内有“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42]仅此一次就接纳游击以上的官员35人。在收降的明朝官员中，以洪承畴为官位最高者。其余中高级降官还有：总兵祖大寿、副将尚可喜、张存仁、孟乔芳、沈志祥、祖可法、参将孔有德、耿仲明、马光远等。皇太极基于攻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考，深悉笼络汉族高官的重要性，不惜纡尊降贵，亲临抚慰，用心可谓良苦。

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比努尔哈赤更为大胆。天命年间投奔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得到重用。皇太极即位之初，便把范文程、宁完我召直左右，以备顾问。内秘书院设立伊始，范文程、鲍承先先后被授为大学士，参与枢要。他们对许多军国大事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受到皇太极的“嘉纳”。崇德四年（1631）六月，皇太极分汉军为四旗，任用了一大批汉员。其中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以及李国翰、马光辉、张大猷、金维城、吴守进、孟乔芳等人都担任了要职。[4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连续授予三位汉员王爵，即授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开有清一代封汉员王爵的先河。皇太极对汉员的拔擢、重用，与努尔哈赤时期的对汉员的猜忌、抑制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除了招纳明朝降官外，皇太极还仿效中原王朝科举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天聪三年（1629）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达了一道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谕令：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

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

员，俱令考试。[44]

后金政权于当年九月举行了大约有300名生员参加的考试，“分别优劣”，录取了其中的200名。参加应试的生员绝大多数为努尔哈赤晚年镇压明朝生员通明叛变事件中的幸存者。这次考试不仅把这些人从昔日“包衣”、“奴者”的地位中“擢拔”出来，取消了奴隶的身份，而且成为清朝实行科举制度的先例。天聪八年（1634）三月，后金再次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录取228人。“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45]赏考试取中生员银两有差。一个月后经礼部考试，齐国儒、朱灿然、罗锦绣、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等人以“通晓汉书”授予举人功名。他们是后金政权自己造就的第一批士人。其中大多在文馆供职，成为皇太极推行“文治”的骨干力量。崇德六年（1641）七月，后金政权再次举行考试，录取满、蒙、汉举人生员共48人，其中汉员35人，占总数的73%。新中式举人生员各得赏赐若干，[46]受到皇太极的表彰和鼓励。这样，在皇太极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汉族官僚“智囊团”，其中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充实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力量，为日后定鼎中原创造了条件。

文化政策中的尊儒倾向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有了更多的儒家文化色彩。皇太极实行祭孔之礼一事，最能说明问题。

清朝当局始建孔庙最早是在崇德元年（1636），建于盛京。据《清朝通典》记载：皇太极“始创大业，即崇文重道，建孔子庙于盛京。”[47]《清史稿》记载：“崇德元年，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48]此庙即孔庙。是年八月初六日，皇太极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