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讲，在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中特殊意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能建立，但沈文奎、宁完我等人强调“帝王治平之学”的重要性，提出肄习“四书”的问题，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

皇太极也很注重对满族习俗的改革，发布了一些改革风俗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落后婚俗的禁革。天聪年间，皇太极曾谕令禁止乱伦婚娶。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在这项改革中，同样贯彻了学习汉文化的精神，崇德改元后，他在议定《会典》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55] 不分辈分的婚姻习俗，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但它毕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婚俗。与之相比，宗族外异姓论辈分的婚娶习俗，则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现象。皇太极比照汉族的习俗，改变本族的陋俗，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顺应满族社会封建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与明朝对峙的同时，开展了以“仿效明制”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改革，迈出了比努尔哈赤时代更大的步伐。萧一山对皇太极的历史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

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设施，亦颇足为清朝二百余年之基础。如六部

之设立，三院之改定，道路之修治，丁户之调查；开言路，纳直谏，制律例，戢贪暴，皆善政也。……而汉人之优遇，尤为太宗朝之特色。清国制度之规定，殆无一不出诸汉人之手，故降人之影响于清国者，不特备征战供向导而已。皇太极灼见及此，殊堪惊叹。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5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皇太极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行彻底的“汉化”。实际上，他是本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改革的。他曾拒绝满臣达海、库尔缠等人提出的“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意见，认为满族的服饰及民族语言、骑射传统不能改变。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三日在翔凤楼召见诸王大臣时，曾就汉化改革问题发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兹引述如下：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

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

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侍他人割肉而后食，

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

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

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

与争锋。[57]

崇德二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结合历史上金朝的经验教训，再次强调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声称：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

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家学习。…… 此

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

猎行阵之事，必至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弧？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

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

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

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58]

当然，满族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发展势必导致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部分经济状况下降的满族人产生怨言。有的满员抱怨：“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甚至尝当面向皇太极发泄不满：“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59] 这种情况对皇太极吸收汉文化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他常常处于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之间，不能不对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掣肘有所顾忌，有时还要做些让步。

结  语

综观清朝入关前之历史，努尔哈赤作为后金政权的开创者，在政权建设、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注意吸收汉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但他对汉文化的认识毕竟肤浅，所行社会文化政策重在保存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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