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反映出努尔哈赤对汉人掌握的手艺技术和生产创造力的价值已有一定的认识，是导致他作出这种政策转变的思想认识基础。“收养”政策的实行，无疑为满族社会保存了大量掌握中原先进文化的汉民，这对正在从原始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满族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后，努尔哈赤进一步认识到汉族文化除工艺技术之外，还有一套文物制度，更是发展中的女真族迫切需要学习的内容。基于此，他命令属下：

把尼堪（指明朝）行事的各种法规律例，全都写在文书呈送上来。抛弃不适当的地方，

报告适当的地方。不要以异国人不知而谎报。”[3]

这道命令初步体现了他“因袭明制”的思想意图。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努尔哈赤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体现吸收汉文化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经济生活

女真族原本地处偏远，生活手段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明代时，女真族一些部落如建州女真等不断南迁，逐步移居汉人居住地区，受到汉族农耕文明的影响，遂使其社会经济发生新的变化，经济结构从过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单一经济形态，发展为农业与采集、渔猎等业并行发展，兼有采矿、贸易等业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作为一位正在崛起和变革中的少数民族领袖，努尔哈赤敏锐地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命令，注意采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如他曾下令禁止牲畜入田，保护农田作物：“牲畜进入田中，看见就要扑捉；捕获的人，不要剥取衣服，要带到村的章京那里去查看。马、牛、骡、驴等每一牲畜各取银一两。”[4]他还以都堂名义书谕：“产金银地方的人，在耕田时期不要挖掘，恐怕耽误耕田。耕田闲暇时，想淘金、想挖银的人，允许后，或淘金、或挖银。……田不足的人，可在沿境内外任意耕垦。守台的人，今年沿台耕田。明年没有粮食也不给。”[5]其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在女真族兴起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计丁授田”令。“计丁授田”令尽管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农奴制色彩，它的推行对于辽东汉民地区来说不啻是一种倒退，但对于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女真族社会而言，这一政令则确立了后金政权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反映了农业在后金政权经济部门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女真族内部封建性因素的增长。

政治建设

努尔哈赤在政治建设方面同样多有建树，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在改造旧牛录制基础上创立了适合于征战，具有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治特征的八旗制度，使女真族社会走上了严密组织化的道路。八旗制度固然是女真族人民的创造杰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在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等女真族统治者注意从明朝体制中吸收于己有用的内容，把吸收汉文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仿照明制设立都堂，制定官员服饰、官场仪仗和相见之礼等，丰富了它的内容。除此以外，后金政权对一部分被俘的汉族文武官员委以官职，开启了清朝任用汉员的先例。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投降，成为“归附最先”[6]的明朝降将。继李永芳之后，陆续有一些明朝官吏、武将、生员战败被俘，如明守备石廷柱及其弟千总天柱，明进士、都司金砺，明同知李思忠，明沈阳生员范文程及其兄文寀，明诸生丁文盛等多人。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攻占辽阳，努尔哈赤命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7]强调网罗和使用明朝罪臣、废员。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攻下广宁等地，收降的明朝降将尤多，如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士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等人，参将刘世勋，游击罗万言、何世延、阎印，都司金砺、刘式章、李维龙[8]天命年间归降者还有“兼通汉文”的宁完我、参将鲍承先、千总金玉和等人。对于这些降官降将，努尔哈赤择其可用者授以官职。如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9]以后如石廷柱授以世职游击，金玉和授以世职三等副将，金砺授以世职三等副将，鲍承先授以副将等。对于归附的汉族降官，初时大都编入八旗，受女真族八贝勒的节制，在女真族社会中只是一支辅助性的力量。

文化建设

努尔哈赤在发展女真族文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汉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化的成分，体现出一定的兼容性。以创制满洲文字为例，最初，女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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