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皇太极时期的进一步改革及其文化政策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病逝。他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又改国号为“清”，改年号崇德，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卒，在位共17年。皇太极一生功业并不逊色于乃父，武功文治，赫赫辉煌，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长足进展，女真族也从此被称为满族。在清朝历史上，皇太极与乃父努尔哈赤双星并耀，同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正如论者所评价：“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施设，亦颇足为清朝二百年之基础。……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29]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积极推行改革方针，是皇太极执政期间最为鲜明的特色。

皇太极成长的环境及文化背景与努尔哈赤又有很大不同。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他24岁（1616）时，其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始命巴克什（师傅）教导自己的子弟。是时皇太极29岁。如论者云：“皇太极出生于女真族最大的奴隶主——大汗家庭，有文化的奴隶‘谙达’，是他的启蒙老师，自幼在费阿拉城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30]应该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汉文化有着比乃父更为深入的了解。正由于此，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五日，皇太极发布命令：

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

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31]

这项命令的实行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32]反映出皇太极在处理满汉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态度。

皇太极在位期间，后金政权的武力比努尔哈赤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军事上对周边地区和民族部落展开积极进攻，迅速扩大着自己的统治范围。经过西征蒙古、东伐朝鲜，以及多次对明朝的胜利用兵，到皇太极统治后期，其统治范围在从原有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的基础上，发展到北至外兴安岭，东抵鄂霍次克海、库叶岛，西到贝加尔湖，南达日本海的广袤地区。皇太极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胜于乃父的显著成果。

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经济政策

皇太极在经济上是采取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政策，但对后者的关注日益加强。他多次发布发展和保护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以重本务”[33]，“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34]，体现对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经济观念的认同。他还下令禁止宰杀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35]的治国方针体现了“耕战”精神。

“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政治策略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原则，对乃父遗留下来的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36]的建议，果断地“定官制，设立六部”[37]，设置谏臣言官，把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职掌，不仅比以前的文馆扩大了职权范围，粗具日后内阁的规模，而且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38]，便利了皇权集中。随着中央六部和内三院的设立，皇太极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制，乃至官场言语书词等，都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和规范。

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皇太极鉴于天命年间虽然颁定补服之制，但规定不甚明确，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致使“奢靡僭越之风往往而有”，于是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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