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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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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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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才称得上“通儒之学”。如果斤斤于辞章，高谈不根，脱离现实，那只能是“空疏无本”的俗学而已。这个思想应该说是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合拍同步的，也是潘耒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由此，潘耒提出了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尺为史者，将以明著一代兴亡治乱之故，垂训方来。”［②２］认为“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所以，“国不可以无史，史不可以难而弗为”。［③２］如今编修《明史》，就应该记载明代历史上那些足为后世取鉴的人物事迹。“旌往以劝来，举一以风百，其利甚博，其道甚光”［④１］。后人称，潘耒平生所为文，亦往往“裨治体风教与乡邑之利病”，“济时匡俗，扶树风节，裨于治道”［⑤１］，完全继承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
汤斌，虽以诗赋杂文出名，但对史学也很重视。其一生精力大半用在《明史》编修上，自云：“滥芋史局，昼夜编摩，衰病侵寻，心血枯槁，头白汗青，祗堪浩叹。”又说：“某，才本庸非，承乏史局，昼夜编摩，心血耗尽。……每日五更入朝，昧爽进讲，无论学术疏浅，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惫，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无术，虽一切应酬，尽行谢绝，恐终不能无负主恩。”［⑥１］据说当时正值酷暑，他在史馆汗流浃背，而不稍事休息，几乎是竭尽了全力。他的学术思想，源出自孙奇逢，主于刻励实行，以讲求实用，反对杳冥放荡空虚之学风。他说：“窃谓学者为文，必内本于道德，而外足以经世，始不徒为空言，可以法今而传后。否则，词采绚丽，如春花柔脆，随风飘扬转眼萧索，何足贵也。”［⑦１］认为孔子的圣贤之学本来就是讲求经世实用的，“孔门七十子，称颜子最为好学，孔子所与终日言而不违者，今《论语》所载，不过问仁、问为邦两章而已，仁言以视听言动合礼为目，为邦以虞夏商周制度为准，……则圣贤之学，非空虚无当也明矣。至曰一贯，曰无言，总见圣学全体大用，内外合一，……亦非虚空之说所可假借。阳明良知，实从万死一生得此把柄，当时确有实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虚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无穷。某妄谓今日无真紫阳，亦未必有真阳明也。”［①３］这个论述和批评是相深刻而严厉的，也是切中时弊的。他还对苏洵等重经轻史的言论提出不同看法。苏洵曾说，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辞胜。汤斌则认为，史学不仅仅在于“备事辞”，更重要的同样可以“明道法”。所谓“经史之法，同条共贯。《尚书》备帝王之业，经也而通史；《春秋》定万世之宪，史也而为经。修史者盖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辞备，此史之上也。”［②３］在《遗书》卷二《敬陈史法疏》中又强调指出：“臣窃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赏罚也。赏罚之权，行于一时；是非之衡，定于万世。”汤斌在史馆期间，曾撰有《太祖本纪》四卷、历志三卷、后妃传一卷、诸臣列传十二卷等，时人田兰芳称其所作皆能“明治乱，辨盛衰，崇贤良，黜奸回，辨天人于毫芒，别是非于微末”。他确实做到了明道法和备事辞。
以史馆检讨终老的朱彝尊认为史学的作用乃在于“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以镜当世之得失”。所以史书编写一定要“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③３］在史馆期间，他曾七上总裁书，对史书编修提出详细的见解，足见其对《明史》编修的重视。
施闰章则在所作《修史议》一文中指出：“史不可一日无也”，《明史》之修，将要起到“监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传后”的作用。若“废而不修，后将何稽？”［④２］
《明史》之成，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功劳最大，他对史学重要性的认识也最为深刻。他立志要继承弘扬乃师“儒者经纬天地”的经世之学，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他这样阐述学术必须经世的重要性：“经世这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望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这就是说，所谓经世致用，并不只是社会上缺少什么，临时再从历史中去寻找某种借鉴，而是要运用整个史学研究作为立国之根本，所以他把史学视作“治国平天下之业”。他尖锐地批评当时那些只知埋头考据而脱离现实的考据学者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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