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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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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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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子者又往往疏于经世，意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这就是说，学术一旦与现实社会相脱离，就算不上真正的学问，国家也就得不到真正的治理。所以，他为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志向：“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吾非敢自谓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与语此，故不惮冒天下之讥而为是言。愿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⑤２］这就是说，他敢于“冒天下之大讥”，罢辍繁琐考据之学，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经世致用的实学研究中去。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万斯同秉父师之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唯一的目的就在于要亲手纂成一代之史，以达到传之万世的经世作用。可见，他是具有多么高的历史责任感。他最后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便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结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史馆总裁的徐乾学，对史学的这种经世功用也有足够的认识。他以顾炎武为师，认为史学与经学一样，“同为载道之编”，“足以范围造化之机，囊括宇宙之事”，“其笔削大典，征信千古，所关甚巨”。他称赞范祖禹《唐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可知得失，考兴替；更赞扬司马光《资治通鉴》“实敷政之要枢”。如今《明史》之修，同样可以起到“扬善惩恶”，“垂万世之炯戒”，“取信于将来”，“传之于后代”的作用。［①４］
明史馆诸史臣们的这些见解，继承了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更推动了明末清初史学新思潮的形成，对《明史》的编修则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诸位史官所以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明史》编修之中去，就是因为他们把修史作为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理想的一项事业来对待。
二、“秉笔欲直，持论欲平”，提出“天下之公书”、“万世之信史”的要求
要使史书达到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作用，就必须首先端正著史态度，尊重历史事实，做到客观公正，不能有所曲笔，这是经常为古代进步史家所强调的，而明史馆史臣们对此尤为重视，这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当时的情势是：在清朝编修曾是其对敌面的明朝史，对于明朝的君臣事迹，尤其是明末抗清英雄的事迹，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是犯于忌讳，曲加隐饰，还是尊重历史，如实记载？这是摆在明史馆每位史官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对每一位史官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曾在史馆参修《明史》七年之久的毛奇龄，率先提出“捏造非史也”的口号。在递给总裁的札子中，他说：“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则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夫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饰，曰生色，真不解也。”又指出“千秋信史，所贵核实，故曰不遗善，不讳恶。又曰劝善惩恶，比之赏罚。”一切“依违姑且调停之说，其于史学皆有害”。［②４］
朱彝尊的言论也相当激进，在写给总裁的几封信中，反复强调“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又说：“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③４］与毛奇龄的“捏造非史”论相呼应。他更对那种是非不公、毁誉任情，特别是以伪乱真、借史以泄私忿的恶劣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毁誉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听而附和之也。”“孔子之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其好恶一出乎平而已，非若后世史臣有所激于中，借史以泄其忿也。”［④３］朱彝尊还着重指出，门户之见是造成史书是非不公的原因之一。所谓“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他主张“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并自言：“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区区之诚，以南董望阁下冀裁择焉。”［⑤３］可见，他是要以南史董孤的直笔精神，去维护国史的“信史”地位，与一切是非不公的做法作斗争。
汤斌也认为，史家必才备三长，而尤为重要的是“克己无我，幽明不愧”的直笔精神。他反对那种隐讳曲笔的做法，批评明代实录“操笔者多忌功争名之辈”，故“事多忌讳，不可尽信”。他更向清廷坦率指出，皇上统治“亦有未达天心，徒抱片节”之处，并希望皇上“以万世之心为心，焕发纶音，概从宽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顾”，也就是放手让史官直于修史，没有顾忌［①５］。在《敬陈史法疏》的最后，他说：“臣在史言史，不识忌讳。”其敢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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