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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时间:2009-7-24 13:46:02  来源:不详
直笔之胆量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据说,汤斌上此疏后,深为清廷所忌,几于获罪。
潘耒更是大声疾呼著史应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他说:“至于史书,是是非非,明著法戒,尤不宜有所回枉。”[②5]他将史官著史比作法官断狱,强调是非曲直,必须一以事实为准,不得有丝毫失正,否则万世将无信史:
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
夫论事与断狱同,直者直,曲者曲,方为爰书;实者实,虚者虚,方为公论。倘不问其是非真伪,而概曰隐恶扬善,则是以徇庇为忠厚,以执法为峭刻也,其可乎?[③5]
这一比喻是比较贴切的。他还把这种思想贯穿到《明史》编修之中去。在《修明史议》所提出的《明史》撰写八条原则中,即有“秉笔欲直,持论欲平”两条。他说:
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少有曲笔,便名秽史。孙盛书桓温枋头之败,吴兢载张说证魏元忠之事,当朝将相,尚直书无隐,况隔代乎?明之亡,亡于门户,不特真小人不容借贷,而伪君子亦不当包容。若忠臣烈士,抗节致命者,宜如文天祥、谢枋得之例,大书特写,以劝忠义;无或如《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见讥通人也。至于仪礼之得失,夺门之功罪,从亡之疑信,康斋、白沙、阳明之学术,茶陵、江陵、太仓之相业,论者互有同异,或激扬过当,或刻核失中,惟虚心斟酌,勿主一说,而后是非可定。是故秉笔欲直,而持论欲平也。……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
潘耒特别强调的是对明代的忠臣义士,尤其是明末抗清民族英雄的事迹,应大书特书。这一点针对性非常明确。当时有许多人对此犹豫不决。潘耒多次引历代史书编修的经验教训来说明,他说:“齐高帝敕史臣为袁粲立传,欧阳永叔修《五代史》以不传韩通取讥,元修《宋史》,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之属皆大书特书,列之忠义。此往事之章章著明者。而或者以为疑,其亦不详于前史之例矣。明有天下三百年,其亡也,食其禄者死其事,其身可杀,其名不可灭也。”[④4]又说:“诸君虑死节者难于表彰,某援元世祖褒奖文天祥、明太祖封余阙之例,力争再始,始得立传。”[⑤4]可见,正是在潘耒等人的再三力争下,明末忠臣死节之士的事迹才得到如实记载。这一点真是功不可没!
潘耒在史馆修《明史》期间,还坚持不避亲朋,不徇私情。据说当时有许多亲朋好友和同里乡亲请求潘耒为自己的祖先列传表彰。对此,潘耒的答复是:“史族浩繁,谁无亲谊?”惟其亲也,更应当尊重他们,怎么可以成其过举,变无为有,凭空虚造事迹来抬举先祖呢?这样做,实际上只能是对自己祖先的一种亵读,“岂为善尊其祖者乎”?潘耒明确表示,自己撰史论人,必“考究是非,不当变乱黑白”,对这些不情之情,一概“断然拒绝”,“知我罪我所不计也”![①6]《文集》卷十一《从亡客问》又载,有客问潘耒:“节义,美事也,君子乐道人之善,子乃苦排从亡,得无伤厚欤?”潘耒答道:“仆虽不肖,亦尝有意发潜表微,山陬海shì@②,有一奇节懿行,亟思表章,况近在梓里,而不乐称述欤?只以实无其事,未敢附和耳。”
作为史官,能如此不避亲邪,不畏权势,以法官自比,而置个人利害得失于不顾,坚持直笔,以此来维护史书的客观性和可信性,这不正是良史所具备的最可贵的品德吗?
从强调文直事核的信史出发,潘耒又对文人修史专意于缘饰文词而疏于事实的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呜呼!史学之废,文人为之也。史以载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即不胜无害;事未核而缘饰之以文,失实乱真,贻误千载,弊孰甚焉。昔人以旷世之才,作一书尝三四十年而后成,岂其文词之难耶?网罗事迹,博考而精裁之,是为难耳。今之自命为文人者,方其读史,专求文章之波澜意度,用以资其为文,一旦操史笔,亦惟求工于文词,而事迹之虚实,纪载之抵牾,有所不暇计。若然,则苟据一家之书,稍加润色,即可成史。班氏何须父子世为之,温公何用集天下博达之士,十九年而后成《通鉴》耶?……呜呼!良史如司马迁,而班固称之,不过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毕矣。[②6]
这个批评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它是对明代文人空虚无根学风的有力针砭,也是对《明史》编修的一种勉励。
施闰章在《修史议》中对史学的直笔传统也有一番感叹。他说:“寿之短诸葛也,比于雪怨,而索米见诋,抑又甚焉。欧阳不为韩通立传,苏公亦尝讥之。夫岁远则异同难明,代近则恩怨多乖。征实则有目睫之虞,矫诬则有人鬼之谴。故以昌黎之才,亦逊谢不遑,史固难哉!”他提出如今修《明史》有八难:考据、裁制、核实、定论、门户、牵制、忌讳、程限,而尤以核实、定论、忌讳为难,因为“事涉本朝,崔鸿匿书不出;因避唐讳,百药甘受世讥。盖文字常伏危机,吹毛动成大戾。”但施闰章最后的态度还是宁触忌讳,而必须“绳以八法”。这种精神和勇气在当时的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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