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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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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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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而质量不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没有坚持这一原则。
潘耒还建议朝廷下求书之令，遍征天下遗书，或责成各省督抚学臣采访进呈，充入秘府和史馆。并说：“前代七略、七志、四部、四库等书，不过区分类别，编成目录，徒以搜采广博为能，以校勘精工为贵，未有能审论作书之旨，辨其醇疵，综其得失者。自宜剖判白黑，折衷至是。”［②８］当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认为，潘耒“此议发之清初，不啻为后来乾隆中纂修《四库全书》及撰定《总目提要》之先倡矣。”［③８］
在史馆期间，潘耒曾负责编写明代食货志，在《上某总裁书》中自述其经过道：
窃惟史莫难于志，志莫难于食货。而《明史》食货志视前为尤难，……某不揣固陋，分任此志。……故将明代实录通纂一过，凡片言只字，有关于食货者，悉行节出，琐细庞杂，不厌其详。盖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绌之故，了然胸中，而后可以下笔也。既以实录为主，又博采诸家著述、名臣奏议，与凡典章故实之书，次第节录，以备参考。必求如是，而后可以无憾。惟是三百年实录，浩如烟海，约计一年一本，每本中节出者，多则四十余纸，少则二十余纸。自洪武至万历，密行细字，抄成六十余本。……他如《西园闻见录》、《砚山斋集考》之类，亦纂过数十种，尚欲遍阅史馆志乘诸书，……篝灯搦管，常至夜分。……体大而思精，著书之准的，窃有志焉。
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当时全力以赴修史者又何止潘耒一人。汤斌的认真精神在前引《与杨树滋书》等文中已述及，在《敬陈史法疏》中，又强调史书编写“取材贵备”，并建议朝廷“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令，凡先儒纪载，有关史事者，择其可信，并许参考”。毛奇龄治学素重考辨，胆大心细，自云编《明史》期间，“除入直外，日就有书人家，怀饼就抄。……每分传一人，必几许掇拾，几许考核，而后乃运斤削墨，侥幸成文，其处此亦苦矣。”［④５］又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不揣鄙陋”，乞求张岱将所藏资料借给史馆参考，言真意切，读来感人。［⑤５］《奉史馆总裁札子》则就明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之史事详加考证，全文六千余字，旁征博引，极尽史家考据之能事，不仅是毛奇龄本人求真求实史学想思的集中体现，也是明史馆臣重史料收集和考证的一个缩影。毛奇龄在史馆期间负责起草的后妃、名臣、盗贼、土司等三十余篇传记，篇篇都凝注了作者的心血，朱彝尊则在《史馆上总裁书》中提出了“史馆急务，莫先聚书”的观点，建议朝廷向前代学习，命采书之官，遍括图籍于天下，或下诏各地献书，汇至史馆，让史官“条分而缕析，以类相从”，相互参证考核，择其信者而用之。针对明万历至崇祯朝史事纷繁，稗官野史ｃｈǎｎ＠④驳较多，实灵又不齐全，朱氏提出宜采用先编资料长编的办法。他说：“长编成于李焘，其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故国史官文书而外，家录野纪，靡不钩索质验，旁互而参审焉，无妨众说并陈，草创讨论，而会于一。”
万斯同对史书取材和考证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总结性。他自述编写《明史》时材料的取舍方法是：“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因其世以考其文，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①９］
正是在史臣们的一再请求下，朝廷的确下旨“求天下野史，勿论忌讳，尽上史馆”［②９］。而据载，史臣们在撰写严嵩、张居正、周延儒等传时，网罗收集到有关资料各五百多页。搜集魏忠贤事迹的材料更多至一千多页。杨椿在《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中曾赞扬潘耒在史馆期间的博采精审精神，并指出当时“同事诸君，大率类此”。确实道出了实情。
四、“职任欲分，义例欲一”
潘耒在《修明史议》中说：“自唐而上，史成于一人；自唐而下，史成于众人。成于一人者，为之愈难，其书愈善；成于众人者，就之愈易，其书愈不能精。刘知几之论五不可，吴缜之纠谬八条，其言利弊详矣。”而成于众手的官修国史最易产生的弊病是职任不明，体例不统一。为此，番耒明确把“职任欲分，义例欲一”作为《明史》编修的二条原则。他说：“史文备各体，作者无兼才”，一个人的才学都是有所侧重的。这就需要“因能器使”，“各因其长而任之”。历史上修史分工合作较好的，如唐修《隋书》，以魏征等撰纪传，长孙无忌等撰志，而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则由这方面的专家李淳风承担。宋修《新唐书》，本纪欧阳修主之，列传宋祁负责，天文五行由刘羲叟主之，兵志礼乐由王景彝主之，百官方镇由梅尧臣主之，也是各有侧重，职责分明。特别是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使刘贡父撰前后汉、刘道原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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