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清“国粹主义”

本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一个显著表征，即是晚清“国粹派”及其“国粹主义”思潮的崛起，其精神领袖当首推章太炎。章氏针对晚清思想界“老生顽执益坚，新进驰益甚”[4]的二元对立格局，独树一帜地提出“反本以言国粹”[5]的主张。一方面，在他看来，“国粹”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即所谓“国学”；那些忠经死节之类的糟粕，即所谓“君学”，是不在“国粹”之列的。他在《订孔》等文中，对孔子及孔学做过批评性分析，肯定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时也指陈其学说的弱处和思想的局限，剥掉了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且，《国粹学报》在创办之初，就明确宣告，它并不是为了“与西来学术相对抗”[6]。可见，初建的“国粹主义”文化观并不一般地反对西学，相反地还认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7]，主张将国学与西学相互参验会通、相得益彰，正如他们所说，“世道衰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达变之士方议沟通释耶，合炉熔铸，岂犹谬袭成见，阻塞新机”[8]，甚至批评“主张体用主辅之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9]这就使国粹派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文化观念上，与极端顽固守旧派乃至与张之洞“体用派”划清了界限。

另一方面，章太炎高扬“国粹”的大旗，意又在针贬“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一趋”的“一时风尚”。他曾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慷慨激昂地指斥道：“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10]正是基于这种忧虑，章太炎决心“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1]。为了说明提倡国学、弘扬国粹是唯一的救国之途，国粹派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西学，但强调西学不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具备施行的条件，所以“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弊焉。……语有云，桔逾淮则为枳。今日之欧化，枳之类也。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吾国而敝愈滋”[12]，并据此逆推，“欲求爱国，必自保存国粹始。”[13]这就使国粹派又将目光从崭新锃亮的西学转向了尘封的“故纸堆”，“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14]。对国粹派的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美国学者傅乐诗精辟指出：“国粹派学者与诗人象征了保守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对峙，因为国粹派为激进的文化革命的需求提供了非传统的、但却保守的出路。”[15]可谓一语中的。

当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之后，国粹派的思想主张作为“排满革命”、光复汉室的理论批判武器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是，国粹派作为一个学派整体逐渐从中国思想界隐退。但其在本世纪初的昙花一现及其颇具特色的文化观，却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三）“东方文化思潮”

东方文化思潮是挟着一战后在西方一些人士中兴起的所谓“东方文化救世论”席卷而来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一战尚未结束的1917年就写道：“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同时他还惊奇地发现：“吾人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16]梁启超1920年自残破的欧洲回国不久，就出版了他的访欧观感《欧游心影录》。在书中他更是以亲历者的身份高声宣布：“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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