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5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在国内已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遂转向海外及港台地区。1958年初，香港保守派杂志《民主评论》九卷一期上，刊载了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指出，“这四人是中国文化传统最为积极与最具诠释力的发言人，所以此篇宣言足以代表保守思想趋势的重要大纲”[35]，由此宣告了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正式诞生。宣言长达四万余字，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长存依据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东西文化的差异和互补、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向等问题，全面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宣言》在肯定了儒家的宗教性和“内在超越的信仰”后，将本体溶入道德实践，建筑了以宗教道德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宣称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只能靠发掘人类的“内在的道德良知”、激发人的“道德觉悟”来解决，呼吁西方应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下即是的精神”、“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向道德中心的价值系统回归”。《宣言》的这些观点差不多构成了整个60、70年代“现代新儒学”的全部文化见解，其影响力经久不衰。在《宣言》精神的统摄下，熊十力在港台的三大弟子，以香港新亚书院与《民主评论》等阵地为大本营和发言台，讲学撰述，构筑体系，也先后成熟，成为第二代新儒学的中坚。其中，牟宗三成就了他的“现象论的形上学”体系，唐君毅展开了“文化论的哲学系统”，徐复观也把儒家传统与现代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在各自体系中，他们继续发扬开展新儒学的使命感，反省近代“文化的虚脱混乱”，主张“返本以开新”，来奠定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即是儒家文化复兴的方向。

第三阶段。1978年2月，唐君毅去世，可视为第二历程的结束。该年九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灏发表《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十月，台北《中国论坛》社召集一个题为“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座谈会；以上两项开始了以现代新儒学为专题对象的研究。在研究中，牟、唐、徐的弟子门生纷纷崛起，由是构成了第三代新儒家的群体。出于追慕第一代新儒家、表彰第二代新儒家的内在感召，以及在全球反思西方文化、寻求与建构以人道为基础的世界新哲学这一趋势的外在驱动下，第三代新儒家以所谓“亚洲工业伦理区”的经济奇迹为事实依据，全面挑战并检讨了长期以来占据西方现代化理论界主流的马克斯•韦伯学说，从正面肯定了儒家思想不仅具有开出现代化的功能，而且还有避免与医治西方现代化种种弊端的效用。与此同时，他们还致力于谋求使传统与现代化甚至“后现代”接上榫头，并分别提出了种种前瞻与设想，诸如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傅伟勋的“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成中英的“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世界文化的中国化”等等。第三代新儒家以《鹅湖》与《中国文化》月刊等为主要阵地，以海外与港台各大学为讲坛，引全球思潮之转向为外援，经由长期不懈的宣讲与撰述，不断完善、充实其学说，在当地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声誉日隆，并藉内地开放之机缘逐渐渗透、“反哺”大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成为当今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诱发性因素。

二

从上述百年嬗变的心路历程来看，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