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西文化观”上，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他们虽然并不一般地反对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成果，如熊十力就承认，“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质素。”[37]贺麟也表示：“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38]甚至就其理论渊源而言，他们的理论学说有的还直接受益于西方思想的启发，如学衡派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运用和现代新儒家对倭铿、柏格森、康德等西方贤哲的发挥。但究其心态，只不过是因为“中国传统已日趋瓦解，而其子孙们为了抱残守缺，只得借助西方入侵者的文化精神来诠释这些破碎的传统价值”[39]，或如鲁迅先生所讥讽的那样，“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40]。而且在其中的成分比例上，“与保守主义并生的民族主义成分是十分的强劲，至于其他的成分则显得微弱。”[41]故此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维重心一直没有脱离过民族本位立场。梁漱溟就明确地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文化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洋文化之处。”[42]并得出结论，“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和，我们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43]而指出梁漱溟“并未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44]的贺麟同样也自陷其中，他提出民族文化的复兴，最终取决于“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45]牟宗三更是挺身为“中国本位论”辩护，“本位主义有什么不对？每一个民族事实上都是本位主义，英国人以英国为本位，美国人以美国为本位，何以独不许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为本位呢？”[46]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保守主义的动机归结于“来自争取特殊表现的文化独立的民族主义要求。”[47]平心而论，此言大致不差。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诚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不足有所反省与批判，如牟宗三便不得不承认，“就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看，以今日的眼光衡之，确实在外王面不够。”[48]并提出：“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这两者是不对立的。”[49]徐复观亦自言，“传统文化中之丑恶者，抉而去之，惟恐不尽。”[50]杜维明也认识到，“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51]刘述先更是尖锐质问，“当时的一些中国传统如果没有很深的缺陷，怎么会把国运弄得如此衰微。”[52]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情绪化倾向，越来越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改弦更张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提出：“严格说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53]然而，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后一句。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批判求新精神虽或深或浅、因人而异，但都不是毫无限制的。在其心目中，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是绝不容许动摇的，而正如恩格斯精辟论断的那样，“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54]，所以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因变动而产生的新事物持一种懦怯的不信任的态度。”[55]即使有的出于无奈或自觉，被迫或主动地接受了一些新鲜事物（如民主与科学），并不一概地反对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但是他们仍强调“欲谋开进，则不可不善于保守”[56]，主张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吸取现代化的资源。对此，张君劢就曾宣称，“儒学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57]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史华兹在《论保守主义》一文中指出，与西方意义上企图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有所不同，“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的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所以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是具体表现为复杂的各种社会政治走向，既有与“政治保守主义”合流的趋势（如张之洞、中国本位文化派、张君劢社会民主党），又有与其它政治力量（如自由主义）结盟的情形，甚至不乏相对激进的主张，如晚清“国粹派”就是借“复兴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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