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进行反满革命宣传的；熊十力亦曾参加过武昌首义和护法运动；梁启超在本世纪10年代中期也转变为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主斗士，并直接参与策划领导了护国运动；曾经忤逆父命而加入同盟会、用“手枪和炸弹”来加速满清灭亡的梁漱溟，在目睹国民党政权之腐败后，又愤而投身到创建民盟的阵营中去，为民主宪政奔走呼告；从国民党少将职位上退下来的徐复观在脱下戎装、解甲归学后，也一方面以传统主义卫道，一方面以自由主义论政，并以这一人格化的行径深深影响了第三代新儒家杜维明、余英时等人。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大都不脱其改良主义性质。即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分别相对于历届在朝统治者（如满清、袁世凯、蒋介石等）来说，是比较激进的，但是相对于彻底变革社会的主张（如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却又显得十分温和。如“国粹派”的实质只是赞同民主革命、而反对民权民生的“一民主义”，他们自己承认，“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58]，章太炎就曾多次攻击民主共和制度“将一切使民沦于幽谷”，“其蠹民尤剧于专制。”[59]学衡派领袖梅光迪虽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因在白话文运动问题上存有意见分歧而交恶，常挟有谩污之语，但当胡适于1922年5月发表了“好人政府”的政治改良主张时，梅氏见了，居然欣喜异常，致信胡适说“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60]，明显地流露出对点滴改良主张的赞赏。曾联名签署《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梁漱溟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为中国社会之性质究竟是“阶级对立”还是“职业分途”、是否存在剥削与革命对象诸问题，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辩论数日，企图走中间道路。而“逃难于海隅”的第二代新儒家更是以“不共戴天”的姿态来看待“激进主义”，并以对治“共产天国”作为其从事所谓“文化建设”的目的，牟宗三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当时的新亚文化讲座，它的动机、它的引子，以及它的背景，正是马克思主义征服大陆。”[61]还猖狂叫嚣“我们要把在此地（指台湾——笔者注）所显出的道、所发出的光明，向大陆放射”[62]，“克服共产主义之神话与魔道”[63]。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也声称，第三期儒学的最大使命“就在于使马列主义的迷雾与魔障及早在中国大陆消失”[64]，成中英亦把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看成是“激进主义”“窜升”的结果，诅咒“中国共产主义虽然赤化了中国大陆，它却是注定非失败不可的”，并进而明确提出“我们应积极扬弃代表西方文明迷途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民族认同立场，更要坚决反对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共产主义文化政策。”[65]总之，不论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着多么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他们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的这一政治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
注释：
[1]《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影印本，第1125页。
[2]《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卷上，引自《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页。
[3]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页。
[4][7][9]《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98—502页。
[5]《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6]王缁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3页。
[8][14]《国粹学报》第38期、第13期附录。
[10][11]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第272页。
[1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6页。
[13]《论保存国粹与爱国心之关系》，《神州日报》1907年7月7日。
[15]傅乐诗《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引自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16][17][18][22][26][27][28]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90、30、424—425、562、556、557页。
[19]《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21]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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