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如此，“东方文化思潮”更是针对所谓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危机的一种情绪性反应。众所周知，作为新文化派的陈独秀及其同仁把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归咎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遗毒，故而《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孔孟儒学特别是纲常名教的文章，其言辞之激烈、范围之广泛，均是前所未见的。然而在东方文化派看来，因果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恰恰是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方才导致了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崩溃与失落，造成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所以，他们起而维护传统文化、抵制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势在必然，而且新文化运动在形式上的偏失和理论上的缺陷又给东方文化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由是径直爆发了五四前后大规模、全方位的东西文化论战。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参战者大致可分野为三大阵营：新文化派、东方文化派、复古派，其中东方文化派虽未同复古派直接交战，并往往互为奥援，在很大程度上达成默契，但东方文化派毕竟不再保持顽固守旧派那副颟顸刚愎、盲目排外、畏葸不前、一心向后的愚蠢模样，他们并不忌讳东方文化的缺陷，同时也不否认西方文化的长处。杜亚泉即指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18]，他本人在实践上亦毕生致力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播。梁启超更是对复古主义者借尊孔反对新学新政、败坏社会风气感到痛心疾首，并由此申辩道：“是故吾辈自昔固汲汲于提倡旧道德，然与一年来时流之提倡旧道德者，其根本论点，似有不同。”[19]关于再造新文明，他认为最好的途径在于“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0]至于东方文化派的后起之秀、具有儒学殿军之称的梁漱溟，虽然立志“把中国人和西洋人都引导到至善至美的孔子路上来。”[21]但他之所谓“复兴儒学”却也与顽固派之“卫道”不可同日而语。他不仅认可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同意历史上的儒学皆是“假儒学”，是统治者的工具，伦理道德成了“吃人的礼教”，而且还抨击道，“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至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进而指出，纲常名教“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发展，社会性亦不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2]，甚至说“孔子不但耽误了中国的科学，并且耽误了中国的德谟克拉西”，并肯定作为新文化运动口号的民主与科学是西方的特长，“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许，所以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

毋庸讳言，疾如燎原烈火的五四东西文化论战对文化的“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还远没有做出科学、全面的阐释，而多出于某种情绪的喧泄，欠缺学理的缜密研究，往往各执一端、相互攻讦，以致得失兼有，瑕瑜互见，却也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继续研究的余地。

（四）“学衡派”思潮

“学衡派”是在时间上与东方文化派相并存、然而更具学院风格的、围绕着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而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其核心人物是留美归国的吴宓、梅光迪等，主要参与者和撰稿人还有柳诒徵、王国维、陈寅恪等学界名流不下百人。学衡诸人以抨击新文化运动为其职志，对妄自尊大的顽固守旧思想也屡有中肯的批评。他们针对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截然两橛之对垒，认为“至若评论文化之优劣，新学家以国学事事可攻，须扫除一切，抹杀一切；旧学家则以为欧美文运将终，科学破产，实可可怜。皆本诸成见，非能精考事实，平情立言也”[23]。因此，学衡派标榜自己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24]，并在文化观上具体提出了“创新之道，乃在复古欧化之外”[25]的见解，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26]。

然而《学衡》杂志的创办，更真实的动机和性质则如其主编吴宓所自供，是有心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他们认为，“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专务诡激专图破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27]。可见其崛起实质上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至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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