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遗憾的是，朱熹的这番表述并没能得以上奏，《年谱》称其“会去国，不及上”。朱熹在此事上对官方的期待也就未能实现。在《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记录了有朱子后来对此事的回忆。

编纂礼书，可以说是朱熹晚年思想学术上的一项主要工作。《朱子语类》中记录朱子的话说：“礼乐废坏两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今世变日下，恐必有个‘硕果不食’之理。”[4]钱穆认为此言是在朱子五十九、六十岁时吴必大所记。[5]从这段感慨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朱子对于全面整合古代礼学所抱有的一种期待，同时也透露出一些自己的抱负。朱熹还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若其余《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旧尝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数篇来。”[6]钱穆认为此是朱子62岁时，郑可学所记。此外，《朱子语类》中还有对此礼书编纂过程的记录，如“或问礼书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诸处，收拾不聚。苦每日应酬多，功夫不得专一。若得数月闲，更一两朋友相助，则可毕矣。”[7]《朱子年谱》说：“（庆元）二年丙辰，六十七岁。是岁始修礼书，名曰《仪礼经传通解》。”[8]讲的就是朱熹在离官去职之后专注于礼书的编纂。

还有，在《答廖子晦》、《答应仁仲》等书信中，朱熹都提到了礼书编纂的进展情况[9]。如《答应仁仲》：“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10]前贤即指韩愈。在《答李季章》“所编礼传，已略见端绪，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余间未死，且与了却，亦可瞑目矣。……今大体已具者盖十七八矣。”[11]这时，朱熹已年69岁。而越到后来，朱熹精力益衰，“甚望贤者之来，了却礼书”，成了朱子最终的愿望。

前人的研究多有论及参与朱子编修礼书的人士，如据白寿彝、钱穆考证，先后参与协助朱子编修礼书者，有刘贵溪、赵致道、黄榦、吕子约、刘履之、刘用之、应仁仲、赵恭父、廖子晦、潘恭叔、杨复、浙中朋友、明州诸人、四明永嘉诸人、江右朋友等[12]。

此外，钱穆还提出，朱子编修礼书之事，似发端于其与吕祖谦一派的学术交往所受的启发[13]。如在《答潘恭书》中，朱熹提到，“《礼记》须与《仪礼》相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中间伯恭欲令门人为之，近见路德章编得两篇，颇有次第。然渠辈又苦尽力于此，反身都无自得处，亦觉极费功夫。熹则精力已衰，决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为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远不得相聚评订为恨。”[14]据此，钱穆认为，“东莱先有意为此事，朱子继起在后”。[15]笔者以为，从朱熹的思想学术的抱负来看，或可以说是同有此意乃至不谋而合更为适宜，因为从朱子文集中的《问吕伯恭三礼篇次》一篇[16]来看，朱熹对重修三礼已经有所计划以至正在进行中，所以才有与吕祖谦的如此探讨交流。其所列篇次也正是后来的《仪礼经传通解》篇次的雏形。

朱熹编修礼书是经过几番设计而后才定型的[17]。作为《仪礼经传通解》的雏形亦即其前期计划是：

《仪礼附记》上篇：《士冠礼》，《冠义》附；《士昏礼》，《昏义》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义》附；《乡射礼》，《射义》附；《燕礼》，《燕义》附；《大射礼》；《聘礼》，《聘义》附；《公食大夫礼》；《觐礼》。

《仪礼附记》下篇：《丧服》，《丧服小记》、《大传》、《月服问》、《间传》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丧大记》、《问丧》、《曾子问》、《檀弓》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祭义》、《祭统》附。

《礼记篇次》：《曲礼》、《内则》、《玉藻》、《少仪》、《投壶》、《深衣》，六篇为一类；《王制》、《月令》、《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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