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为以经补经的例子，如《亲属记》一篇，即以《尔雅·释亲》为经，全录其文字，以明父系、母系、妻系的亲属之称谓，以《白虎通义》为传，取其《三纲六纪》之五章中的文字，以明确有关称谓的意义所在。早在唐代文宗开成年间，就已经增列《尔雅》于经中，所以这里可以说是《通解》以经补经的一个范例。再如《内治》篇，分别以《昏义》中的天子、后宫外内之治，《周礼》中的内宰、九嫔之职，《大戴礼记》“谨为子孙娶妇”，《尚书大传》“古者后夫人侍君”，《大戴礼记》“胎教”，贾谊《新书》，以《国语·周语》、《礼记·哀公问》、《列女传》等为传。

（3）《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是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24]。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 “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

最后，朱子所撰《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对后来元明清的礼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礼书的编纂方法上，如江永（1681-1762）《礼书纲目序》评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说：“其编类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传记，宏纲细目，于是粲然，秦汉而下未有此书也。”又如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称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是“大有功于《仪礼》”，并指出“自朱熹创此法，后来莫不由之矣”[25]。清代的几部礼学著作如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江永的《礼书纲目》、秦惠田的《五礼通考》，“虽规模组织不能尽同于《通解》，而大体上，则均由《通解》脱胎者也”[26]。

另一方面，在此礼书的功能方面，如清儒陆陇其(1630-1692)《三鱼堂文集·四礼辑宜序》中说：“儒者言礼，详则有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约则有朱子《家礼》,是二书者，万世规矩准绳也，人道之纲纪备矣。”又如《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说：《仪礼经传通解》一书，“范围乎国事民事者为最广，家有家礼，乡有乡礼，学有学礼，邦国之际，王朝之上，莫不有礼，通五礼之目，而仍类别为五，所以辨等差至严也，所以画权限至晰也。准诸《大学》之絜矩，其揆有若合符定。”[27]也就是说，《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不仅保留了朱子以前之时代及后世有关礼仪与礼义、制度与观念、原典与解说等多方面的礼学材料，同时还内涵着有如《礼记·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的精神主旨。那么，在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代表的古代礼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时，这两方面的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1] 早在1936年，白寿彝撰写的《〈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一文，发表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年7月7卷上。后此文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1037-1068页。该文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有着十分详尽细致的考证，对我们今天研究《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新近蔡方鹿在《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九章“朱子的礼学”第二节“关于《仪礼经传通解》”中又有所论述，同样有值得参考的见解。还有就是以此题目为硕士论文者，但未见出版。本文通过该书的内容、特点以及对后世礼学的影响方面进行的考察，对朱熹礼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礼学经典的编纂与整合的思想史和学术史意义进行讨论。

[2] 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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