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比丘8人、比丘尼2人，高氏妻子3人，姓氏脱落者至少7人，共计不少于267人（其中女性5人），其中“高”姓占男性村民72%以上。如果此次造像的参加者占全部男性村民的多数的话，当陌村中一定是以“高”姓为主。
　　又如在今天山西芮城附近的一个村落似乎都是由陈姓居民组成，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的“合村长幼造像”中，除邑师与比丘外，姓名可辨的参加者均为“陈”姓佛徒。[4]
　　另一种情况是多姓聚居同一村落内。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青州北海郡都昌县新王村。根据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王贰郎二百人造像题名，王姓参与者不足一半，[5]可知此村居民中似乎不是一姓为主。与此相近的还有位于今天山西阳曲的洛音村，山西平定的安（阿）鹿交村等。[6]
　　两种聚居形式是自然产生的，也是普遍存在的[7]。由于同姓聚居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围绕此形成不少重要的论断，以下主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文献记载看，同姓聚居是常见的现象。十六国前赵时“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石勒又徙“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8]这些大族可能就是同姓聚居。又如北魏时的河东薛氏，“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9]，亦是同姓聚居。《关东风俗传》中说的“（齐）文宣之代，……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幷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10]也可肯定是同姓聚居一处。
　　“同姓聚居”是在安土重迁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然出现的。我们可以作一简单的推算，一人如果有二子[11]，每一子又有二子，如此发展下去，十代以后就会有1024个男性后代，在相对早婚早育的古代所用时间大概不过二、三百年。时间再长一些，聚居一地的同姓人口会更多，乃至形成“一宗近将万室”的局面。这种趋势是难以逆转的，西汉初年的徙豪关中措施只能奏效一时，无法避免聚居的产生。
　　但是，须指出的是，“同姓聚居” 却并不等于存在“宗族”，它只是“宗族”出现的前提条件。[12]后代的父系“宗族”的一个重要的外在标志就是共同的姓氏与行辈名，有学者甚至认为“无中国式的姓氏，即无中国式的宗族”[13]。汉魏时期人们的“姓氏”传承经历了从不固定到固定为子承父姓的变化过程，因而所谓的“同姓”与“同姓” 聚居也是逐步出现的。不少中外学者相信中国自古一直存在父系宗族的传统，[14]这种观点是要认真检讨的。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国的“宗族”一般指聚居一地的父系继嗣群体（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s），至少这些人要有共同的父系系谱观念[15]。两种界定各有侧重。前者强调的是实体性、具有组织的“宗族”形式；后者则扩大到观念形式的“宗族”，内含更宽泛。如果历时性地观察，观念形式的“宗族”应先于实体性的“宗族”而出现。宋代以后，在这种观念“宗族”的影响下，于部分地区产生了实体性“宗族”。本文以观念形式的“宗族”这种广义上的概念作为讨论的参照，针对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的“父系意识”做些分析。
　　这里的所谓“父系意识”与人类学家所说的“父系系谱观念”的含义大体相当，指的是强调沿父亲一方计算祖先与后代的亲属关系的观念。如果这种意识淡漠，可以说，不太可能存在观念形态的“宗族”，建立起实体性的“宗族”的机率就更小了。这种意识在成长，则意味着观念形态的“宗族”在发展，实体性“宗族”也就要浮出地平线了。
　　当然，上述概念是据近现代的材料得出的，反映的主要是宋以后的情况。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宗族”一词屡见文献，但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仍是小家庭，不见有后代的族产、族长与宗祠，父系系谱观念也处在发展中。西汉末王莽的叔伯都封为侯，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之子，乘时侈靡，以与马声色佚游相高”，而莽父早死，未得封侯，莽“独孤贫”，[16]各家经济上并不相互接济。东汉末刘备与同宗刘德然一道从卢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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