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父系意识的发展

　　西汉初年的律令中，母亲、妻子与女儿尚有后世所无的地位，日常生活中外家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属于父方、母方亲属并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平逐步倾向于父系一方。朝廷的制度，如任子制，重视的是父系关系，西汉末年开始强化的以《仪礼·丧服》为据的“丧服”制度也大大突出了父系亲属的地位。王莽时期应是前后转折的关键。这里仅对转变的具体过程与动因作些探讨。
　　从人们生活的角度看，父系意识强化的明显表现之一是姓氏的变化。

　　1.从“妄变姓氏”到子从父姓

　　今天看来，“姓”是个人家族归属的外在标志，主流传统是子从父姓。宋人郑樵认为“生民之本，在于姓氏”[100]，今人徐复观则说“无中国式的姓氏，即无中国式的宗族，无中国式的宗族，即无中国式的伦理道德，亦即无中国式的生活意识与形态”[101]，强调“姓氏”在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这些看法用来描述唐宋以后的中国大体合适，对于两汉魏晋时期则不尽正确。这里有必要对“姓氏”在汉魏时期的发展变化做一粗略的勾勒，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也就是父系观念成长的具体过程。

　　1）汉代“得姓”与“改姓”：事例与儒生的态度

　　如学者所揭示的，上古唯贵族有姓，庶民无姓。自春秋中叶开始，庶民开始有姓，到西汉末，平民才基本都有“姓氏”，[102]根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发现的西汉初年的汉简，当时一些百姓仍没有“姓”[103]，可知此时尚处在平民得姓的过程中。比较汉代与后代的姓氏书，可以找到一些汉代新出现的姓。[104]
　　东汉末应劭着的《风俗通义》的“姓氏”篇，早已散佚。经清代以来学者的整理，可见其概貌。它的主要内容是讲各个“姓氏”的来历，其中一些仅举出了汉代的人名，如“乙氏”下只说“汉有南郡太守乙世”，没有像其它许多姓氏那样挖掘出先秦的源头。而在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中，一些此类“姓氏”的来历仍只是袭用应劭的说法，最早的用例仅追至汉代，如“安氏”、“利氏”、“快氏”、“武强氏”、“真氏”、“将匠氏”、“遇氏”、“蒲氏”[105]。另外，“瞿氏”与“濮阳氏”，应劭只举出汉代的人名，林宝虽未沿用应氏的文字，但也仅指出同为汉代或更晚的西晋的人名[106]，未能提供更早的来源。如所周知，东汉以降，关心“姓氏”来历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的著作也日益盛行。应劭之外，王符、管宁、西晋时挚虞、黄容[107]、刘宋的何承天等都有姓氏方面的专门著作，当时流行的各种家谱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世间还有不少人精通姓氏之学[108]。到唐代此风依旧，各种官私著作风行。在姓氏之学蓬勃发展，不断追求姓氏的古老起源的背景下，林宝仍然无法为所有的“姓氏”找出古老的源头，那些起源只能追溯到汉代的“姓氏”恐怕应属于汉代百姓得姓过程中新出现的姓。宋人洪迈也发现汉人的许多姓很怪，在《容斋三笔》卷二“汉人希姓”中举出了不少[109]，洪迈同样生活在一个姓氏书纷出、姓氏研究十分发达的时代，他所列举的汉代的“希姓”恐怕也属于当时的姓氏学家难以找到来历的“姓”，大体可以视为是汉代得姓时新产生的“姓”，与上古姓氏无关。
　　平民有“姓”之初，血缘色彩并不浓[110]，更未固定为“父子相传”。“姓”可轻易改变，或从母姓、或为避灾而改、或避仇，史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前人也作过很多研究[111]。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东汉末。东汉末北海郡人是仪原姓“氏”，孔融为北海相时以为此姓不敬，建议改为“是”，仪于是改姓。[112]东汉末的起义军的首领张燕，本姓“褚”，初追随张牛角起兵，牛角战死，死前令众人奉燕，燕“故改姓张”，其子孙也都从姓“张”[113]。这两例是随意的改动，从母姓在此时也依然存在。东汉末的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114]，实际改从母姓，其子孙亦沿用不改[115]。蜀汉的马忠“少养外家，姓狐，名笃”[116]，也是如此。汉末董卓之乱时，抱嶷的祖先惧诛，自“杞”姓改为“抱”姓。[117]曹魏的名将张辽原本姓“聂”，“以避怨变姓”[118]。怡峰的先人本姓“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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