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以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违圣人之制，非礼命姓之意，故着《氏姓论》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载。

管宁以为“衰乱之时”多有妄改姓氏的现象，其实不尽然。社会动荡，的确使一些人为避乱而“变姓名”，如西晋人束晳祖上由姓疎改为姓束，源于汉末的动乱[121]。孙吴的征崇，“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122]不过，此外因其它原因改姓的也不少。[123]管宁因逢叔世而播越流徙，接触到世间的改姓现象，便以为缘起于“衰乱”，实有所不察。而他说的“世多妄变氏族者”，应是事实。
　　另一方面，汉代人们的“姓氏”也被纳入广泛流行的“五行”思想的框架中。人们根据每个姓氏的发音，将其归入“五音”系统中，称为“五姓”，并发展出一套根据姓氏的五音判断宅院吉凶的“图宅术”。它的基本思想认为“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124]。基于这套理论，产生了“吹律定姓”的作法，即王充所说的“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张歙，声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实”，[125]此术自西汉起就流行于世，西汉的大儒京房便相信“吹律定姓”，他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126]。上引孙吴的征崇改姓“李”也与这一做法有关，按照当时的分类，“李音征”[127]，他改姓仍是在“五姓”的框架下进行的。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百姓为消灾求福也会改“姓”，毕竟改姓要比移宅容易得多，况且时人也不以改姓为问题。这套作法直到唐末五代仍然大行于世，在敦煌发现的诸多宅经所遵循的依然是汉代的理论。[128]西晋人陈元达“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129]，这一做法也是基于类似的观念。
　　同时也应看到，尽管到东汉末，乃至西晋民间还有改姓、从母姓的情况，但主导做法已是“从父姓”了。在朝廷上“改姓”、“从母姓”已渐受到指责，并开始出现改回“从父姓”的事例。汉桓帝皇后邓猛女本是邓香之女，因父早亡，母改嫁梁纪，猛女随母居，故冒姓梁，梁纪为权臣梁冀亲戚，梁氏败后，“帝恶梁氏，改姓为薄”，后有司上奏指出皇后本邓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于是复为邓氏”恢复父姓[130]。显然，当时已有官员重视子女“从父姓”，反对随意改姓了。这种呼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高涨，前引陈矫从母姓而婚于本族，史称“徐宣每非之，庭议其阙”，曹操“惜矫才量，欲拥全之，乃下令曰‘丧乱以来，风教雕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131]从曹操不得不采取禁止议论的办法压制不同意见来平息此事看， “从母姓” 在当时已为主流所不齿，面临的舆论压力很大。这是东汉末年的事。孙吴的朱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他本姓“施”，为朱治姊之子，“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孙）策乞以为嗣”，改姓“朱”，后朱治得子，治死后，朱然“乞复本姓，（孙）权不许”，后朱然子朱绩在五凤年间（254-255年）“表还为施氏”[132]，朱然父子一再坚持改复本姓“施”，纵然与朱治自己有亲生子嗣有关，更重要的是“子从父姓”观念的强化使然。蜀汉也有类似的事例。前引马忠原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忠”；王平也是“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133]。马忠改姓，应在后主时期。刘备夷陵战败后初见马忠，与别人提起他时仍谓之“狐笃”，[134]可见当时尚未改姓。后主时“法禁以异姓为后”，[135]两人改从父姓，或与此有关，上述变化亦是父系意识逐渐强化的表现。
　　到了东晋，士人对“改姓”已无法容忍，不惜口诛笔伐。徐众的《〈三国志〉评》议论前引是仪改姓事时写到：

　　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号，或以祖名，皆有义体，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孙不忘也。今离文析字，横生忌讳，使仪易姓，忘本诬祖，不亦谬哉。教人易姓，从人改族，融既失之，仪又不得也。[136]

徐众为东晋人[137]，他视“姓”来自先王，强调其古老与神圣，有表彰功德，不忘本的作用，“易姓”则使人“忘本诬祖”，故不遗余力，予以抨击，与二百年前孔融的态度大相径庭。此外，陈寿写史对此未加褒贬，与徐众、裴松之的态度显然不同，士人观念的变化可见一斑。大约同时，东晋孝武帝时，许荣上疏说“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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