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天水赵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爱，亲乳养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长，又随后母段氏，依其家。[67]

史书称皇后之父“早卒”[68]，不过，在其父杨文宗死去前，其母已先亡故，因而将皇后转交“舅家”扶养，不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其父续娶了段氏，不久故去，皇后又转由后母养育。皇后与其舅家感情很深，司马炎即位后“后追怀舅氏之恩，显官赵俊，纳俊兄虞女粲于后宫为夫人”[69]，以示报答。其父死后，她又依后母家，其实她尚有至少三个叔父在世，即杨骏、杨济与杨珧[70]。杨皇后为东汉大儒名臣杨震之后，祖上四世三公，经学传家[71]，这样一个家庭中犹保存这种习惯，其它家庭就可想而知了。另一个例子是宋武帝刘裕。他幼年母死，父在，也“养于舅氏”，并改名奇奴为寄奴。其父后娶继母，他“事继母以孝谨称”。[72]史书中记载的这类事例不多，但它们的意义很值得思考。
　　家庭的一个基本职能是抚育后代，一旦父母一方或双方离世，最普遍的是由亲属来接替扶养。[73]具体由哪方亲属来接替扶养后代是衡量接替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要标准。汉魏六朝时期存在不少由父方亲属抚育孤幼的事例，同样可以见到许多返诸母家，由外亲赡养的情况，后者表明当时母方亲属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3）舅甥关系密切

　　与母家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外甥与舅舅间存在着亲密联系。[74]舅虽为男性，但他与外甥的关系是沿着母方计算的，乃是体现母方关系的重要标尺[75]。汉代还有外甥为舅舅复仇的情况，《后汉书·翟酺传》记载，酺“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翟酺为广汉雒人，这一带似乎保留不少母系的遗存，《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汶山县”云（该县）“贵妇人，党母族”，或以为汶山与雒几相毗邻，风俗接近之故。实际不然。在其它地区还可找到类似的事例。同书《郭泰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述的太原界休人贾淑“为舅宋瑗报仇于县中，为吏所捕，系狱当死”，后赖郭泰活动才得免死。当时太原郡北有雁门，西有西河，常受少数族影响，太原则为汉族聚居区，贾淑的行为不是受外来影响所至，而是与母方亲属关系密切的自然表露。文献记载中汉人为父亲及父系亲属（如从父、兄弟、儿子）报仇的较多，据统计有26例；为母亲复仇的有3例，加上上述2例，为母方亲属复仇的共5例[76]。后者偏少，或与史书作者有意安排有关，前述贾淑为舅复仇事就不见于范晔的《后汉书》，而载于谢承的《后汉书》，若非李贤作注引此书，后人无从知道此事，类似的情况恐怕不止这一例。根据人类学家对原始法的研究，宗族部落衰落以后，只有其最近亲属才有复仇的责任[77]，如此看来，当时舅甥应属十分密切的亲属。
　　另外，直到东汉末年，还可以见到以外甥为嗣子的现象。东汉末广陵人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78]；孙吴的大将朱然本姓“施”，是朱治姐姐的儿子，因朱治初未有子，便以施然为嗣子，并改姓“朱”。[79]实际上，直至民国初年，没有子嗣的情况下，由甥继舅的习惯在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与甘肃的部分地区还存在，其原因不少是因为舅甥血缘关系密切[80]。

　　4）外家亦称“骨肉”

　　实际生活中的母子以及与外家的密切关系在称呼中也有所体现。在汉代，人们常常用“骨肉”或“骨肉至亲”来比喻父系亲属间的密切关系，《史记·田叔列传》所附禇少孙补的关于田仁事说，卫太子起兵时仁为司直，他“以为太子骨肉之亲”，闭城门，使太子逃亡[81]。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82]刘向为汉高帝刘邦异母弟刘交之后，他在上封事中说“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83]，实际刘向与当时的汉元帝间的亲属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书》载诏曰“（尚）虽云异姓，其犹骨肉”，可知“骨肉”用来形容亲密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人同样将母子以及舅甥关系喻为“骨肉”。汉元帝在给其弟东平思王刘宇母亲的玺书中调解母子的矛盾，说“闺门之内，母子之间，同气异息，骨肉之恩，岂可忽哉！岂可忽哉！”[84]便是视母子为“骨肉”。汉哀帝即位不久，司隶校尉解光上奏揭露王根的不法举动，其中一条是“先帝弃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便置酒歌舞，批评的理由是“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85]，王根乃成帝母后王政君的异母兄弟[86]，是成帝的庶舅，而非嫡舅，尽管如此，两人的关系也被视为“骨肉至亲”，若是亲舅甥，更是“骨肉”了。东汉顺帝永和年间（136-1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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