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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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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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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张说入相兼修国史后，二人志趣、人品等方面都不兼容。父丧期间吴兢虽然编成全书，却不愿通过解除自己史职的张说上奏。”又认为：“（吴兢）父丧期间完成《贞观政要》的编录……但在张说排斥异己的情况下，吴兢又怎么能够不通过这个宰相兼修国史就直接将书呈献给玄宗呢？只好暂时不拿出来。”[53]（三）他把《政要》进呈与《旧唐书·吴兢传》所载吴兢“出为荆州司马”和《新唐书·吴兢传》所载“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一事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第（一）点可称为“内容调整和修定”说[54]，第（二）点可称为推迟进呈说，第（三）点可称为“书事不当被贬”说。现在我们对此三说分别加以讨论。
（一）关于内容调整和“修定”问题
谢先生说：“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是开元十三年父丧起复之后的事。这恰恰说明，《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十三以后……所以，父丧期间编录成书的可能性最大[55]。起复后，又调整了卷第四的内容，然后伺机上奏。”[56]我认为，“调整了卷第四的内容”一说乃依据不足的猜测。因为谢先生说玄宗之世有三个《政要》本子，一为正式进本，一为进本的底本，一为底本之前的稿本[57]，又说蒋乂“先见到吴兢家中尚存的底本和稿本，转相抄录，流向社会”[58]，还说蒋乂有“整理”《政要》之事[59]。那么，谢先生提到的《政要》写字台本“与其余诸本全异”的内容[60]，能无蒋乂“抄录”时据“底本”或“稿本”增加的可能吗？理由是，所谓“底本”与“正式进本”内容有所不同，是完全可能的，而“稿本”甚至可能不止一个，不同“稿本”之间内容亦难免有差别，而所有“稿本”的呢与“正式进本”的内容有差别，更是情理所在。蒋乂整理《政要》时据“稿本”增加内容，自亦可能。明白此点，怎能说《政要》成书后要“调整”内容，“伺机上奏”呢？因此，谢先生所说的《政要》“编录成书”后的内容“调整”和“修定”都没有坚实的理据支持，不能成立。虽如此，谢先生关于蒋乂“先见到吴兢家中尚存的底本和稿本”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考虑价值的：因为《新唐书·蒋乂传》言“外祖吴兢位史官，乂幼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其中“得其书”不能如谢先生所言是指“吴兢藏书归蒋乂所有”，因为《蒋乂传》载其“家藏书至万五千卷”，而据载吴兢藏书就有13468卷[61]，若兢藏书归蒋乂所有，则乂之藏书当不会只有“万五千卷”。鄙意如此，乃是考虑到蒋乂家世之情况：《蒋乂传》言其祖环“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天宝末，辟河中府使。”可知蒋乂非孤贫特起者。易言之，乂之祖、父当有一定之藏书传于乂。加上乂本人当亦增加部分之书。若乂果得吴兢之藏书，则其藏书当不会只有“万五千卷”。故《蒋乂传》之“得其书”当理解为“得读其书”或“得广读其书”或“得尽读其书”或“得其（兢）所著书”或“得其所著书及藏书中之部分书”。此几种意义中，无论以哪种意义为是，都可知蒋乂能“先见到吴兢家中尚存的底本和稿本”，是可能的。不过“转相抄录，流向社会”的未必就是蒋乂，因为《蒋乂传》未言其事，《传》之附传，言其子係“大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明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其子伸，“大中二年，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其子偕，“以父任，历右拾遗、史馆修撰……”，故“转相抄录，流向社会”之事，係、伸、偕三人皆可能为之，不必尽以之属于乂。当然此涉及到宪宗读《政要》之事实一点，但此为宫中之本，与“流向社会”无关。故不再置言。[62]
（二）关于推迟进呈问题
在讨论之前，得对谢先生所说的“张说入相兼修国史”和“宰相兼修国史”的说法进行说明。我认为，“入相兼修国史”“宰相兼修国史”并不是谢先生的笔误，因为他在另一处也说“张说入相兼修国史”[63]。他这样说，可能有《旧唐书》卷97《张说传》、卷98《李元纮传》、《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和《新唐书》卷132《吴兢传》的记载为依据。《张说传》：“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赍史本随军修撰。”“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明年（开元十五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64]《李元纮传》：“及张说致仕，又令在家修史。”[65]《唐会要》：“开元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诏[66]：‘右羽林将军、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多识前志，学于旧史……可兼修国史……’”“（开元）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67]《吴兢传》：“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但谢先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兼修国史”并不是总史职的人，总史职者乃“监修国史”之人。开元九年张说入相，其时张嘉贞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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