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奏文说到他私撰国史即《唐书》《唐春秋》事[84]。无论兢到“集贤院论次”，还是“赴（史）馆撰录”，如上文所说，都不能再说是“私撰”，而应说是“公修”了[85]。谢先生言兢“在史馆私撰国史”，只是特就其所撰之书非公家安排一点而言，方有意义。而非言其未在公开场合修史。
　　谢先生的“国史”“尚未上奏”之说主要就是依据《旧唐书·吴兢传》“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草自随”、《新唐书·吴兢传》“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和《唐会要》《册府元龟》“其书未能就”“其书竟未能就”而言的。可是要注意，所谓“国史”如上文所说是指《唐书》98卷、《唐春秋》30卷，《唐会要》《册府元龟》所说的“其书未能就”“其书竟未能就”是指全部未“就”呢？还是有部分已“就”呢？我觉得，所谓“未能就”当是两个意思都有，即二书中有一书“未能就”就可以以“未能就”目之，此乃从总体而言；但从总体而言的“未能就”未必不包括其“部分已就”。所以，我怀疑，很有可能是30卷的《唐春秋》在开元十七年吴兢被贬以前已经完成上奏，因为此书篇幅小于《唐书》，而且为编年体，只列举史事之大纲，只是稍详于《唐书》98卷的本纪部分，将起居注、实录等资料中的大事列于其中即可，故当易于完成。尤其可注意者，此《唐春秋》的编撰也是“绵历二十余年”者，吴兢所参预“公修”的国史即《唐书》既在开元初就完成了，则吴兢此《唐春秋》中开元前的部分参照此已成之《唐书》本纪部分而加详，是不困难的。而此《唐春秋》的开元部分当只有三数卷的篇幅，故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吴兢上奏文时，当已接近完成。故到开元十七年即吴兢贬荆州司马前完成上奏，是完全可能的。不然其奏文中何以要说“将撰成此书于私家”？“此书”是指《唐书》《唐春秋》二书；既说二书“将撰成”，至少当是其中的一书已近完成，故要请求给予楷书手及纸墨等。从开元十四年七月到开元十七年七月有三年时间，在此三年中，《唐书》《唐春秋》二书中完全可能有一书已完成。兢贬后萧嵩等从荆州取回的65卷（或50余卷）的书稿完全有可能只是原定98卷的《唐书》之稿。此书之所以不能完成者，盖主要在列传部分难于取舍，且事迹分散，不易定稿。因此，《唐会要》《册府元龟》虽说“其书未能就”“其书竟未能就”，但并不意味30卷的《唐春秋》也一定“未就”[86]。
　　《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正史类有“《唐书》一百卷”，春秋类有“吴兢《唐春秋》三十卷”；前者从上下文看，显是属之于吴兢的，而非吴兢与他人同作之书，因为吴兢与他人同作之书该《艺文志》另有明确记载，此即与韦述等同列作者名之书。此100卷之《唐书》可能与98卷的《唐书》有关。其所以作一百卷而与吴兢自言之九十八卷有别者，或因目录有二卷的缘故。值得注意者，《旧唐书·吴兢传》言兢有“八十余卷”的《唐史》，而《新唐书·艺文志》不载有此“八十余卷”之书。考吴兢之所以为此书，盖以原定98卷的《唐书》未成而书稿被人取走，心有不甘，乃在旧稿的基础上完成之；但由于开元十七年后兢久处外地，资料条件不好，对著书有大影响，晚年虽居京城，但已是风烛残年，难以为功，故最终只成80余卷之书。后来，吴兢后人乃补足而成100卷之书。《旧唐书·吴兢传》虽载有80余卷之书而《新唐书·艺文志》不载，其原因当在于此。也就是说，《新唐书·艺文志》乃是有确切的依据者[87]。
　　这样，读者可能有疑问：就算吴兢后人有补作之事，终成100卷之书，由于80余卷之《唐史》本是进奏于朝廷的，则此80余卷之书当未被毁，故与100卷之书有别。以此而言，《新唐书·艺文志》当既载100卷之书，又当载80余卷之书。今既只载100卷之书，似当理解为《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的依据并非很确切。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有可嘉者。但以吴兢80余卷之书未毁，缺乏史料依据，从而相关的考虑也就缺乏可靠的立足点了。《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云“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云“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如此看来，吴兢后人进奏朝廷的《唐史》大抵已毁于乱事之中[88]。吴兢后人补作，殆据进本的底本而为者。其所以要补作，盖欲成兢之志，且有底本，不补作成可称之书，亦有可惜者。
　　这一来，我们是可以考虑开元十七年吴兢贬荆州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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