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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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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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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卷49《艺文》“唐《贞观政要》”条的记载（详下正文），《太宗实录》乃吴兢编《政要》时主要信据取材之书。故其编《政要》虽直接改编《太宗政典》，还必以《太宗实录》校《太宗政典》，以定其相关内容的正误，又必从《太宗实录》中取《太宗政典》所无之材料以充实《政要》内容。当然这并没有否定吴兢编书从其预修的《唐书》中取材的可能。不过，就算从其预修的《唐书》中取材，亦必当以《太宗实录》等书的记载来确定其相关内容的正误。故陈寅恪认为《政要》乃《太宗实录》的分类节要本，固非甚为准确，但若广义地观之，则陈说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太宗实录》必不能涵盖太宗朝的全部史料，因而《太宗政典》和吴兢预修的《唐书》都很可能有《太宗实录》所不载的内容，值得注意。陈寅恪之所以认为《政要》乃《太宗实录》的分类节要本，显然是对《玉海》的记载有所忽略。
[11]我统计过《四部丛刊》本《政要》正文只有七万余字。此与原本《政要》字数当无大的差别。
[12]理由既单薄，那相关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谢先生以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的时间在“开元五年或五年之后”，考谢先生《集校》之《叙录》列“开元五年前后”一时间项，中有“《上玄宗皇帝纳谏疏》”（《集校》第11页）。既是“前后”，则其意思乃指既可能是开元四年，也可能是开元六年了。但谢先生在《集校》附录二《吴兢学行及著述》中就直以“兢上疏玄宗”之事在开元五年，且列之于此年九月之后、十二月之前（《集校》第604页），是与《叙录》的表述有差别。
[13]《成书之谜》，《月刊》第28页。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依贞观故事”有专章进行讨论，可以参考（见该书第六章）。
[14]《集校》之《叙录》所列吴兢“生平大略”说：“开元五年（七一七）前后”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编次书目”，开元五年之下即列开元七年事，云“授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集校》第11页），是显示开元七年之后吴兢已不任“卫尉少卿”。又说：“（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继任。史称：‘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紧接着，秘书监马怀素奏请整比图书，编次书目，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参预编次。”（《集校》第5页）又说：“开元七年前后，吴兢授著作郎兼昭（修）文馆学士。”（《集校》第6页）按，“开元四年十二月”后的“紧接着”，当然应该理解为“开元五年”了。可见与“生平大略”中所言大体一致而微有不同，不同只在比“生平大略”所言更确，因为“生平大略”中只言“开元七年”，而未言“开元七年前后”。
[15]戈直本《政要》所题吴兢职名“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当为戈直所考者，未必有直接的《政要》传本所题吴兢职名为依据，因为相对说来《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吴兢“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职名，更可考虑，而戈氏不取，盖有自作聪明而特别立异的原因在。
[16]《唐六典》（陈仲夫点校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同）卷16《卫尉寺》、《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
[17]“调整”之说，见《成书问题》，《研究》第53页；“修定”之说见《成书之谜》，《月刊》第32页。
[18]按：此云“修史已成数十卷”，必是指其“公修”之史即作为史臣任务而修之史，非“私撰”之史。因为若为“私撰”之史，那么开元十四年之奏文即《请总成国史奏》中不会说“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理由是开元三年已经“奏”过了。正因为乃“公修”之史，故其“抗疏”之后，有“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之事。看来“迁水部郎中”后即未有“修国史”之职，故其丁忧后要“抗疏”。看来，长安三年吴兢参加修史，其书并没有及时完成，后来修史之人去留无常，并未能有书完成，只有吴兢因酷爱史事，即使在并不任史职的情况下也继续修史，故终于有韦述《集贤注记》所载110卷的《唐书》完成。韦述以此书属之吴兢，盖即以吴兢乃最后总其成之人，且用功最多。如此说来，此110卷的《唐书》几乎就等于吴兢自作之书。既如此，吴兢何以要“私撰”30卷的《唐春秋》和98卷的《唐书》呢？我想原因当在110卷的《唐书》的体例乃长安三年修书时主事的张易之等人所定者，有吴兢不满处，而且还有“苟饰虚词，殊非直笔”的情况，再加其书的下限只到开元之初，亦使吴兢感到不足。故吴兢要另外“私撰”《唐春秋》、《唐书》。当110卷的《唐书》完成后，《唐春秋》、《唐书》也已有相当的规模，故他要将二书完成。这使我感到，对开元十一年张说何以可以以赵冬曦代吴兢史职事似乎可以有新的解释：看来，吴兢丁忧前的某个时间（很有可能是开元四年或五年），110卷的《唐书》本已完成，故其在史馆中等于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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