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 |
 |
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
|
|
“赴（史）馆撰录”，等于是在公开场合修史，因而以前的“私撰”实际变成“公修”了。既是“公修”，其撰述的内容很容易为人所知，是必然的。由于吴兢所撰者乃“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的当代历史，是所谓李唐“皇家一代之典”，乃“所书至重”的“帝载王言”，“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而吴兢又是本着“善恶必书”的原则从事著述[76]，极易涉及种种忌讳，因而有被视为“书事不当”的内容，是难免的，以此遭贬，合于事理。所以，谢先生“……那么，所‘书’不当者还有什么？唯有《上<贞观政要>表》不是直接进谏，却又要‘耻’正当盛世的大唐皇帝，加以‘书事不当’的罪名，实在不过分”的说法，在理由上是难于成立的。“书事不当”只有理解为是吴兢所修的国史《唐书》《唐春秋》“书事不当”才合情理。
这样就得说说谢先生的另一误会了。他说“此时（按为开元十七年）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尚未上奏”。按：《新唐书·吴兢传》载：“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77]，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五篇。”《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载有吴兢“丐官笔札，冀得成书”的奏文及其始末之事，其奏文部分即《全唐文》卷298以《请总成国史奏》为题之文；据《唐会要》、《册府元龟》此奏文所上的时间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新唐书·吴兢传》《册府元龟》所载者皆当来于《唐会要》，而《册府元龟》所载者又详于《新唐书·吴兢传》所载者。故欲知其全，当就《唐会要》、《册府元龟》之全文考之。《唐会要》全文曰：
（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茍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刋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于是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及兢迁荆州司马，其书未能就。兢所修草本，兢亦自将。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余卷，其纪事疎略[78]，不堪行用。
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纮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79]，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章不坠矣。”从之。[80]
《册府元龟》全文曰：
吴兢为太子左庶子，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纳（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修宪章，茍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濳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刋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傥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辑。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撰将（将撰）成此书于私家[81]，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于是敕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82]。及兢迁荆州司马，其书竟未能就。所修草本兢亦自将，帝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余卷。其记事疎略，不堪行用。[83 << 上一页 [11] [12] [13] [14]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