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 |
 |
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
|
|
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书序所说“参详旧史”，即是参照他曾预修的《唐书》（说明一）。对照《旧唐书》中太宗君臣事迹与《贞观政要》的记述，立时便可发现，叙事如出一辙，文字成于一手（说明二）。以《贞观政要·任贤篇》所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绩（当为“勣”）、马周8人事迹，与《旧唐书》中此8人传记贞观年间事迹对照，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说明三）。《贞观政要》仅是“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说明四）。但其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说明五）！这类实例，只要仔细对照，在两部书中比比皆是。既有现成的“旧史”可供参照、摘录，又身在史馆便于“缀集所闻”，加之本已有雏型，还有宰辅之命，成书并不困难，进呈玄宗是指日可待的[48]。
说明一：谢先生说“书序所说‘参详旧史’，即是参照他曾预修的《唐书》”。按：此说不全面，是臆说，因为吴兢可以参考的资料多，《唐书》只是其中之一。《玉海》卷49《艺文》“唐《贞观政要》”条：“《志》杂史：吴兢《贞观政要》十卷。《书目》：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劝戒，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此中的“《书目》”当指吴兢的《西斋书目》或与《西斋书目》有关[49]。果如此，其所言的可靠性极大，即《太宗实录》乃主要取材之书。既如此，怎能说吴兢只参考其预修的《唐书》呢？
说明二：谢先生说“对照《旧唐书》中太宗君臣事迹与《贞观政要》的记述，立时便可发现，叙事如出一辙，文字成于一手”。按：“成于一手”之说，大可考究。因为吴兢预修之书乃多人著作，尽管有共同遵守的体例，其间的差别必然存在，因而不可能是“成于一手”。
说明三：谢先生说“以《贞观政要·任贤篇》所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绩（当为‘勣’）、马周8人事迹，与《旧唐书》中此8人传记贞观年间事迹对照，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按：既然详略有别，文字就不可能“全同”，可见谢先生此表述尚欠周密。我比较了《政要·任贤篇》所载八人事迹与《旧唐书》中此八人传记所载事迹，发现有为《旧唐书》所不载者，这不好说是“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而尤其值得注意者，我通考了《政要》其他篇目所载房玄龄事迹，发现不见于《旧唐书》的很是不少。因此，绝不能认为《政要》所记八人事迹来于《旧唐书》。此事我另有所考，此不赘。
说明四：谢先生说“《贞观政要》仅是‘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按：从上文的说明已可知所谓“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并非是撮举《旧唐书》的“指要”和“宏纲”，故谢先生所说“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于此处论述《政要》的实际情况没有意义。
说明五：谢先生说“但其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按：此“其”显指《政要》和《旧唐书》。从上文的说明看出，所谓“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实际是错误的。
可见，谢先生的说法并不准确。
奇怪的是，谢先生既说吴兢编集成书并不困难，不知他何以要把《政要》成书时间推得很远——开元十七年？
可以肯定，吴兢编录《政要》可参照、摘录的书绝不止于《唐书》，早已成书且得称赞的《太宗政典》他不会不参考。实际上我们从吴兢之书名为《贞观政要》即可看出，其所以名“政要”，主要的应该就是为了有别于《太宗政典》的缘故。《太宗政典》有三十卷，篇幅不小，《政要》只是就“太宗故事”“撮其指要，举其宏纲”之书，当然简略，故名之为《政要》。
王应麟《玉海》所主张的《政要》“上于开元八、九年”的说法是比较接近实际的[50]，吴枫先生认为王说“有根据”，也有道理[51]。谢先生的说法，离实际未免太远了一点。谢先生的结论之所以离实际远，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是开元八、九年成书，怎么可能在书《序》中提前写上（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封爵呢？”[52]但是，谢先生如果知道还可以把书《序》所称的“安阳公”、“河东公”中的“安阳”、“河东”理解为源、张二人的郡望，而非封爵，那么，又怎能轻易否定开元八、九年的成书说呢？可见，王应麟《玉海》所主张的《政要》“上于开元八、九年”的说法虽不确切，但其正确性还是有一定的考虑余地的。我在前揭1992年发表的拙文《关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问题——与瞿林东先生商榷》中（详注释1）已证明《政要·序》所称的“安阳公”、“河东公”中的“安阳”、“河东”是源、张二人的郡望，惜谢先生未予留意。
三 关于开元十七年进呈问题
谢先生之所以认为《政要》进呈在开元十七年，有三个原因：
（一）他虽认为《政要》“基本撰成”的时间下限在开元十三年，但其后有内容调整和“修定”之事。
（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