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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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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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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衍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照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房玄龄等数人勖之。”“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焉。’”按：《政要》贞观十六年之文又见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5和《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第二》，前者所记较《政要》为详，后者所记虽较《政要》所记为略，但不仅明记时间在十六年五月，而且文字与《政要》文字有异，表明其非来于《政要》，值得注意。而最当说明者，王方庆卒于则天长安二年（702）五月[⑨]，则《魏郑公谏录》之成乃在长安二年之前。吴兢身居史馆，能读王氏书，其作疏文引用之，都是自然的。即使不能读王氏书，衡以王书材料亦当来于《太宗实录》等书之故，而吴兢参与修《唐书》，亦必当熟阅《太宗实录》等书，故其作上玄宗皇帝之疏文引用之，亦是自然的。既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政要》贞观三年之文，《册府元龟》卷58《帝王部·勤政》亦载，但时间在武德九年十二月（《玉海》卷124《官制·唐待制附次对》记在十月），可知乃别有来源，不好说吴兢作疏文必从《政要》取则。因此，我虽然认为《政要》的始编时间的上限可以推到长安元年（701），从而认为吴兢作疏文有从《政要》稿取材的可能，但不得不认为谢先生一定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且一定要与开元五年此时间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作为《政要》在开元五年前后“已有雏形”之证据的做法，从论证方法说，是多有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谢先生没有达到其论证目的。
说明二：谢先生说“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我认为，此所云“得到印证”，那只是就《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房玄龄等八人之事而言，但此吴兢之《疏》所言乃十人，不仅顺序不同，而且所列人数亦有差别。《任贤篇》所列诸人的顺序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而吴兢此《疏》所列人的顺序是：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疏》文十人中的李大亮、岑文本、刘洎、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六人都不在《任贤篇》中；《任贤篇》八人中有房玄龄、杜如晦、李勣三人都不在《疏》文中。可见，谢先生此处用作证据的诸人的情况，其有效性是当考虑的。
说明三：谢先生说“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我们有必要看其情况。
先看李大亮事。《政要》卷2《纳谏篇》之文曰：“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缾、金椀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尝有台使到州，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缾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赐荀悦《汉纪》一部。’下书曰：‘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軄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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