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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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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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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政要》卷2《求谏篇》之文：“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諌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已纳之。”《旧唐书》之“冀凭嘉谋”《政要》作“冀凭直言鲠议”，是为不同。又，《政要》“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已纳之”不见于《旧唐书》。此可见《政要》之文并非来于《旧唐书》，只是与《旧唐书》之文有相同或相近的来源。既如此，如果说吴兢疏文中的文字是从与《政要》、《旧唐书》材料相同或相近之书中来，似乎也是说得过去的。《政要》既主要来于《太宗实录》（详注10），则《王珪传》中之语亦大有来于《太宗实录》之可能。尤其是，如上所言，谢先生既主《政要》来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而今本《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可为依据，既如此，如说吴兢疏文中文字乃参考其预修的《唐书》而来，也说得过去，不知何以要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吴兢于其预修的《唐书》用功甚多，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必是很高，因而从其中取有关文字入疏文，是很便当的。《唐书》始修在长安三年。吴兢开元初丁母忧期满后之疏文言其修史已成数十卷，此乃“公修”之书，即此所言吴兢预修之《唐书》。今本《旧唐书》中《王珪传》在第70卷，则吴兢预修的《唐书》中的《王珪传》亦当在第70卷前后。也就是说，吴兢丁母忧前，其《唐书》中当已有《王珪传》。此亦可见吴兢疏文之文字以吴兢预修的《唐书》为参照，是可能的。既如此，何以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旧唐书·王珪传》所载必有更原始之来源，如果吴兢作疏文从此更原始的来源取则，就更不能把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就算吴兢丁母忧前其预修之《唐书》中无《王珪传》，从而排除其疏文参照其预修的《唐书》的可能，也不能把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应该说，谢先生从《政要》的内容找证据以明《政要》的成书时间，较之以往研究《政要》成书时间的学者说来，是深入了一大步。他显然以为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言太宗朝事的材料是从《政要》稿中取来的，其理由的正当性也是可以考虑的。鉴于吴兢入史馆的时间的上限既然可以定在则天长安元年，吴兢入史馆后修国史，又必能看到史馆中已有的纪传体国史、《太宗实录》、李延寿的《太宗政典》等书[10]，则分类编录字数只有七万余的《政要》并不是很困难的[11]，从而可知谢先生把开元五年作为《政要》“已有雏型”的时间，其理由是非常单薄的[12]。
长安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即则天末期至中宗复辟之时政治固然不光明，但惟其如此，才与太宗贞观之政形成强烈的反差，正处年轻而有理想时期的吴兢对“太宗故事”向往，并由此向往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是可能的。这样，就不当把吴兢着手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
所以，即使依谢先生的以下说法，也当把吴兢着手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之前：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退位，政局开始动荡。经中宗、睿宗至玄宗即位，前后8年半的时间，换了4个皇帝，发生大大小小的政变7次。争斗的焦点，是恢复李唐统治，还是继续女王当政。两股基本势力，正殊死较量着。恢复李唐统治，最有号召力的自然是“依贞观故事”，再现“贞观之治”。[13]
既如此，只要联系到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微臣以早居史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仍以《贞观政要》为目”及《贞观政要·序》中“体制大略，咸发成规”等文句进行考虑，就至少可以把吴兢“着手编录”《政要》的时间从开元五年（717）往上推到神龙元年才是。因此，我认为，谢先生把《政要》编录时间与唐代“依贞观故事”、“再现‘“贞观之治’”的历史潮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其对吴兢《上<贞观政要>表》、《贞观政要·序》的理解尚未全面深入，故所言未能如意。 另外，谢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把吴兢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六年（717—718）间”呢[14]？谢先生既认为“开元五年前后”的《政要》只是“已有雏型”，而《直斋书录解题》所记的当是《政要》成书后所题的职名[15]，那么，如果我们把“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理解为《政要》成书进呈时所题的职名不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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