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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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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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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明理学发扬道德理性以外发扬经验价值，另倡情性之学而范以智性，则以清代新义理学名为‘情性学’，以示相埒于宋明‘心性’之学，并以‘清代情性学’与‘宋明理学’作为儒学长期发展中两种不同形态义理范式的代表”。其二，着重论述清儒所务力发扬的经验价值，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价值转型”，是儒学得以完成早期现代化的内在依据。张丽珠教授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虽然别开生面，但似乎过于偏重于理论建构，其“乾嘉新义理学”的产生应是“被期待的”的论断则具有显然的目的论史学的意味。
在乾嘉时期的义理学研究上，台湾学者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集合性成果，这就是由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和张寿安教授主编的《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下册）（注：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印行，2003年。）。该书是林庆彰教授主持的为期三年半之“乾嘉经学研究计划（1999—2002）”的阶段性成果，书中收入两岸三地学者研究乾嘉时期义理学的论文20篇，“篇篇都有自得之见”（主编张寿安教授之语），值得充分关注。
在大陆学者中，研究乾嘉新义理学较为有力的是湖北大学周积明教授。周氏在《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以及2002年高雄中山大学举行的“第三届清代学术史国际研讨会”上相继发表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以及《从“戴氏之义理”到“乾嘉新义理”》，对“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形成了如下认识：第一，在方法论上，必须转换视域，不能以宋明义理学为“义理”的唯一形态。（注：周积明：《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学术月刊》2002年第4期。） 第二，在概念的界定上，要把握住“新”这一层意义，即乾嘉诸儒所探讨的问题虽然仍然属于道德论的范畴，但在核心价值上相对于宋明诸儒发生了重要转型。所谓“乾嘉新义理学”，主要是指乾嘉时期居于主流的学术文化思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力主遂情达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主张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能，摒弃言心言性的形上之学。第三，在价值判定上，“乾嘉新义理学”具有近代指向，属于中国早期启蒙的内容，是一个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
作为一个刚刚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围绕“乾嘉新义理学”，从概念、框架到内涵都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展开。如“乾嘉新义理学”与晚明思潮的关系，尚缺乏周密的讨论，但无论如何，从“戴氏之义理”到“乾嘉新义理学”，内涵大大扩展，个体的学术文化观念成为群体的时代的文化思潮的有机成分，乾嘉学术展现出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文化意态，这是清代学术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史学启示。这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挑战性的课题，值得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者充分关注。
二、经世之学的新见解
明末清初，满族由偏处东北一隅的夷族身份入主中原，造成明清鼎革的巨大变迁，汉族知识分子在反思、追索这一历史事变的基因时，纷纷抛弃空谈心性、忽视实际事务的学术风气，倡导实证的学风，关注时政与民情，明末清初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经世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但是，伴随清朝政权的稳定和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强化，在随后的清中叶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学者群体更多地趋向于经典考据和文献整理。在学术界的以往研究中，乾嘉时期通常被指斥缺乏经世思想。如晚清的龚自珍在谈到乾嘉时期的学风时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注：龚自珍：《咏史》。） 章太炎更是认为：“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注：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道咸同光时期，经世之学因与时代的剧烈变革和文化格局的重组密切关联而再次被瞩目。这样，从表面看，清代经世之学的发展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相关的研究也表现出对应的倾向，即聚焦清初和晚清两个时段，相对忽略乾嘉时期的经世学风与经世实践。近年来，在相关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开始突破这种格局，对清代经世之学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第一，关于“实学”的反思。针对明末清初学术界兴起的经世致用学风，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实学”的概念，其领军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葛荣晋教授。他把“实学”界定为“实体达用之学”，并将实学界定为“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的桥梁”，其后，又把实学起点提前至北宋。1990年初，以葛荣晋先生领衔，两岸学者参加，共同编纂了三卷本《中国实学思潮史》，并成立了中国实学会。实学成为了大陆史学界的一个流派，“明清实学”遂成为重新认识明清思想的重要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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